煤电不退出 水电发展困境无解
试问,如果这种煤电不能退出,而且还要更大力的发展的局面不改变,我们的水电弃水问题,有没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呢?笔者认为很难。
例如,去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解决西南弃水问题的“通知”和“方案”中,都非常明确、具体的,有加速外送通道和龙头水库建设的要求。但是,由于没有我国煤电要逐步退出的舆论和政策配合,这两个对解决西南水电弃水至关重要的关键问题,始终都无法得到落实。
例如,“雅中直流”送电线路建成之后要把水电送到江西,但是,目前江西自己还有已经新建成的大型煤电,因为电力市场的局限,迟迟不能被容许投产发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家发改委的文件已经三令五申,江西方面至今也不肯同意接受“雅中直流”。
其实,笔者也认为江西的态度,并非没有道理。试想,如果国家没有煤电产能如何退出的政策和措施,解决江西省对新建煤电厂的后顾之忧,“雅中直流”的建成后,江西电力市场“水、火之间”的尖锐矛盾将如何处置?
此外,在解决西南弃水问题的“通知”和“方案”中,也都提到要加速的龙头水库“龙盘”电站的建设。
这项措施能把目前大量的汛期弃水,变成枯期急需的发电能力,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西南弃水的问题,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重要。然而,在我国目前开工建设中的水电站,都要为电力市场的落实,煞费苦心的时候,谁又敢去冒然开工另一个大型水电站呢?如果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煤电产能逐步退出的时间表,消除了“龙盘”这类大型水电站几年后建成时的市场不确定性,这种能解决西南水电弃水矛盾的根本性措施,这种国家文件中反复要求上马的重要项目,怎么会无人问津呢?
总之,由于在我国目前的社会舆论和能源革命、电力转型的政策以及措施中都缺乏“煤电产能要逐步退出”这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就水电论水电的问题,很难等到答案。在我国的煤电转型、逐步退出的问题解决之前,我们解决水电发展困境最关键的送电通道和龙头水库建设等问题,都几乎是无解的难题。
这里需要强调和说明的是:煤电的退出,决不是现在立即就要全部退出,而是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有煤炭产能必须要逐步退出的意识和考虑,并建立起煤电逐步减少和退出的时间表。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的能源转型步骤,也都是如此。
我们国内一些否定煤电退出的舆论,往往是用我们国家现在还离不开煤电的现状,强调煤电不可能立即、全部退出的现实,来反对开启我国煤电产能逐步退出的步伐。
中国电力转型离不开水电的发展
一般来说,水电资源的按规划开发之后,通常可以使水电具有很高的可调节性,可以为大量的风、光灯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入网提供有力的保障。不过,因为我国目前的水电开发程度还不是很高,所以,我国水电的可调节性以及对其他可再生能源的保障作用还体现得不大充分。不过,欧洲一些水电开发程度较高的对这一点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证明。因此,加速我国水电的开发,是保障我国今后能源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非常幸运的是,我国的水电资源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可开发的潜力依然可观,只要政策到位,完全可以和我国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一起共同担负起能源革命、电力转型的重任。我国的资源禀赋完全可以保障我们实现2030年的减排目标和巴黎协定的承诺。
解决弃水(也包括弃风、弃光难题)的关键,其实都在于尽快开启我国煤电去产能的步伐。这个道理其实也十分简单,我们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的,就是要用它早日替代化石能源,通过能源转型,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由于某些社会利益难调整的原因,化石能源,迟迟不肯退出,不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受到影响,而且已经开发出来的可再生能源出现“三弃”也在所难免。
当前尽管我们为了在等待整个行业能源革命意识的觉醒的期间,减少一些损失,已经降低了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推进能源革命的意识一点也不应该放松。因为我们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革命、电力转型。而我国的能源革命、电力转型,又离不开我国水电的发展。
最近,IPCC刚刚公布了温升1.5度的特别报告,再次强调了“巴黎协定”2050年就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性(以达到地球温升控制在1.5度的目标)。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对此发表的报告中指出“这虽然难,但也并非不可能。我们清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也知道如果改革成功经济发展将更加健康,也有利于人民的福祉。”。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个可行的措施,显然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尽可能快的替代煤炭和各种化石能源。创造条件,争取在2050年前后,就让我国的煤电能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保证我国巴黎协定承诺的落实。的确,“这虽然难,但也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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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不退出 水电发展困境无解
试问,如果这种煤电不能退出,而且还要更大力的发展的局面不改变,我们的水电弃水问题,有没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呢?笔者认为很难。
例如,去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解决西南弃水问题的“通知”和“方案”中,都非常明确、具体的,有加速外送通道和龙头水库建设的要求。但是,由于没有我国煤电要逐步退出的舆论和政策配合,这两个对解决西南水电弃水至关重要的关键问题,始终都无法得到落实。
例如,“雅中直流”送电线路建成之后要把水电送到江西,但是,目前江西自己还有已经新建成的大型煤电,因为电力市场的局限,迟迟不能被容许投产发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家发改委的文件已经三令五申,江西方面至今也不肯同意接受“雅中直流”。
其实,笔者也认为江西的态度,并非没有道理。试想,如果国家没有煤电产能如何退出的政策和措施,解决江西省对新建煤电厂的后顾之忧,“雅中直流”的建成后,江西电力市场“水、火之间”的尖锐矛盾将如何处置?
此外,在解决西南弃水问题的“通知”和“方案”中,也都提到要加速的龙头水库“龙盘”电站的建设。
这项措施能把目前大量的汛期弃水,变成枯期急需的发电能力,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西南弃水的问题,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重要。然而,在我国目前开工建设中的水电站,都要为电力市场的落实,煞费苦心的时候,谁又敢去冒然开工另一个大型水电站呢?如果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煤电产能逐步退出的时间表,消除了“龙盘”这类大型水电站几年后建成时的市场不确定性,这种能解决西南水电弃水矛盾的根本性措施,这种国家文件中反复要求上马的重要项目,怎么会无人问津呢?
总之,由于在我国目前的社会舆论和能源革命、电力转型的政策以及措施中都缺乏“煤电产能要逐步退出”这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就水电论水电的问题,很难等到答案。在我国的煤电转型、逐步退出的问题解决之前,我们解决水电发展困境最关键的送电通道和龙头水库建设等问题,都几乎是无解的难题。
这里需要强调和说明的是:煤电的退出,决不是现在立即就要全部退出,而是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有煤炭产能必须要逐步退出的意识和考虑,并建立起煤电逐步减少和退出的时间表。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的能源转型步骤,也都是如此。
我们国内一些否定煤电退出的舆论,往往是用我们国家现在还离不开煤电的现状,强调煤电不可能立即、全部退出的现实,来反对开启我国煤电产能逐步退出的步伐。
中国电力转型离不开水电的发展
一般来说,水电资源的按规划开发之后,通常可以使水电具有很高的可调节性,可以为大量的风、光灯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入网提供有力的保障。不过,因为我国目前的水电开发程度还不是很高,所以,我国水电的可调节性以及对其他可再生能源的保障作用还体现得不大充分。不过,欧洲一些水电开发程度较高的对这一点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证明。因此,加速我国水电的开发,是保障我国今后能源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非常幸运的是,我国的水电资源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可开发的潜力依然可观,只要政策到位,完全可以和我国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一起共同担负起能源革命、电力转型的重任。我国的资源禀赋完全可以保障我们实现2030年的减排目标和巴黎协定的承诺。
解决弃水(也包括弃风、弃光难题)的关键,其实都在于尽快开启我国煤电去产能的步伐。这个道理其实也十分简单,我们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的,就是要用它早日替代化石能源,通过能源转型,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由于某些社会利益难调整的原因,化石能源,迟迟不肯退出,不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受到影响,而且已经开发出来的可再生能源出现“三弃”也在所难免。
当前尽管我们为了在等待整个行业能源革命意识的觉醒的期间,减少一些损失,已经降低了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推进能源革命的意识一点也不应该放松。因为我们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革命、电力转型。而我国的能源革命、电力转型,又离不开我国水电的发展。
最近,IPCC刚刚公布了温升1.5度的特别报告,再次强调了“巴黎协定”2050年就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性(以达到地球温升控制在1.5度的目标)。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对此发表的报告中指出“这虽然难,但也并非不可能。我们清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也知道如果改革成功经济发展将更加健康,也有利于人民的福祉。”。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个可行的措施,显然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尽可能快的替代煤炭和各种化石能源。创造条件,争取在2050年前后,就让我国的煤电能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保证我国巴黎协定承诺的落实。的确,“这虽然难,但也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