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宽松明显，静待危机拐点。煤炭作为工业原料，属于需求驱动型大宗商品，海外危机的加重，对于外贸出口依存度较高的中国工业体系来说，是一次较为有力的冲击，海外订单的减少将使得制造业处于持续下滑状态，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就在于疫情得到有效改善，各经济体逐步恢复正常，进而驱动出口订单以及能源需求的增加。
供给稳步增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调整，煤炭行业规模化效应与成本优化能力不断提升的表现就是行业产销单位成本的大幅下降，2015年行业境况最差时最低成本都在500元/吨，但到2018年-2019年，行业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得到明显修复的同时，产销单位成本下降到不足450元/吨，行业抗压能力的提高也使得生产供应能力相对稳定，因此我们认为2020年煤炭产量仍然可能实现正增长。
消费难有增量：中国由于工业体系的完善，对外出口产品多为工业产成品或工业原材料，基本属于第二产业大类分支，而第二产业属于用电占比最大、增速贡献率最高的部门。因此，海外危机的影响，尤其是欧美经济体的恶化，将可能加速中国电力消费的下滑，甚至进入负增长，而发电端在清洁能源挤出效应增强的加持下，火力发电尤其是煤电机组负增长的可能更为明显，由此拖累煤炭消费大幅下滑。
一、国内疫情缓解，产出快速恢复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从三月中旬开始，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确诊连续零增长，诸多地区确诊患者与疑似人员不断“清零”，以晋陕蒙三省为主要煤炭生产基地的省份也由于疫情较轻，提前进入个位数乃至“清零”的状态，这为员工陆续返工、返工后隔离结束陆续返岗创造了出色的公共条件。
截止到三月下旬，按照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全国煤矿产能开工率超过90%，但由于这一数据的总基数包含大量的建设中煤矿及试运转煤矿，因此实际在产产能开工率可能达到100%，即基本实现完全复产。那么，同样根据能源局数据推算，2020年在产产能大约在38亿吨，且在四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晋陕蒙生产集中度超过70%，而且规模化效应大幅提高，全国千万吨级超大型几乎全部位于三省主产地，技术水平与成本优化能力较2015年发生质的变化。
整个二季度，虽然国内基本处于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之下，但在保障民生的巨大社会责任下，煤炭企业仍旧继续生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2月份，全国原煤总产量累计4.9亿吨，较去年同期比较仅有6.3%的下降，单日生产超过800万吨。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完成额同比大幅下降24.5%，为近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但煤炭行业固定资产完成额却实现了1.5%的正增长，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的煤炭行业弹性稳定，生产规模化效应提高，能源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像晋陕蒙等西北主要生产基地，也由于疫情本就较轻而提前进入正常复工复产状态，在疫情得到全面有效控制之后，煤炭企业基本能够实现全员复工，产能利用率理论上可达到满产状态，随着在产产能规模的增长以及先进大型煤矿的逐步投放，后续时段可能逐步实现产量追赶。
连续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行业规模化效应与成本优化能力不断提升的表现就是行业产销单位成本的大幅下降，2015年行业境况最差时最低成本都在500元/吨，但到2018年-2019年，行业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得到明显修复的同时，产销单位成本下降到不足450元/吨，行业抗压能力的提高也使得生产供应能力相对稳定，因此我们认为2020年煤炭产量仍然可能实现正增长。
二、进口通关维持，后市或会收紧
关乎供给端的另外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进口，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中国累计进口煤炭6806万吨，同比大幅增长33.1%，占2019年全年进口总额度的23%。由于疫情影响，海关未能公布单月数据，如果考虑到2月份处于疫情发展严重期，港口操作效率大幅下降，则1月份单月进口可能超过4500万吨。
2019年总体进口量较2018年继续增加，但基本维持在平控的状态，尤其是2019年11月之后的大幅收紧，使得12月份进口通关量大幅缩减到277万吨左右，不过这也导致了2020年1月份的集中通关，使得1月进口量可能超过4500万吨之高。这一情况基本与2018年2019年初的问题类似，尽管前一年度维持了总量控制的指标要求，但下一年的年初进口平均回去后，进口量依旧较大，这种周而复始的操作也使得国内用煤企业可以借用时间差来透支进口额度，保持优势价格煤源的供应稳定。
2019年，煤炭进口继续增量，除了中国煤炭需求继续维持正增长之外，与国际煤炭价格连续下滑，进口优势进一步提升有很大的关系。在全球性减少碳排放与清洁能源使用增长影响，欧美日韩等经济体煤炭需求大幅下滑，煤炭贸易景气度连续下滑，带动国际煤炭价格连续下降，2019年全年，中国煤炭进口单吨减少了大约10美金的成本，南方港口进口煤优势也连续保持在100元/吨以上。
2020年，为保证电煤市场稳定供应，在价格可控的范围内，对于直供电厂的进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放松，尤其是在进口优势明显的前提下，可能仍旧通关稳定。但在国际经济日趋疲软、需求大幅下滑之时，大幅维持进口煤的通关量可能会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进口煤可能成为调节国内市场供需的主要工具，在市场日趋恶劣时收紧通关量，以维持市场的动态平衡。另外，如果澳洲与印尼等煤炭主产国疫情发展趋于恶化，煤炭产出与外运可能出现大幅减少，导致进口被动收紧，国内市场尤其是沿海下水市场供需状况可能会因此明显改变。
三、海外危机影响，煤炭消费下滑
作为煤炭消费第一大终端，电力数据在二季度的疫情之下降幅明显，根据国家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约1.02万亿千瓦时，累计同比下降7.77%。分项来看，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全国处于全民隔离状态，但居民生活需要正常保障，因此以农副产品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与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受到影响较小，二者均维持正增长。由于二者在社会用电总体结构中占比较小，总量不及20%，因此对全社会用电的拉动能力与贡献度有限。但在社会用电结构中占比较大、增速贡献度较高的第二与第三产业均遭到较大的冲击，尤其是二月份，几乎均录得大于10%的同比负增长，由此对整个社会用电具有较强的负效应。
从宏观经济理论来讲，拉动GDP的三大需求端是消费、投资、出口，而作为全球工厂与供应链最为完整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受益匪浅，靠出口一年创收2.5万亿美金，占GDP总量的15%以上，但如果遭遇逆全球化的公共危机，这种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结构就会成为拖累GDP的主要压力。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性发酵，中国以外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45万，其中欧洲已超过25万，北美超过9万，且新增确诊仍在快速攀升，而欧洲与美国在中国出口额比例中合计将近35%，因此两大经济体的形势恶化，对于出口订单与GDP的增长极为不利。
而细分来看，中国由于工业体系的完善，对外出口产品多为工业产成品或工业原材料，基本属于第二产业大类分支，而第二产业属于用电占比最大、增速贡献率最高的部门。因此，海外危机的影响，尤其是欧美经济体的恶化，将可能加速中国电力消费的下滑，甚至进入负增长，而发电端在清洁能源挤出效应增强的加持下，火力发电尤其是煤电机组负增长的可能更为明显，由此拖累煤炭消费大幅下滑。
四、总结：供需宽松明显，静待危机拐点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供应端持续改善，供给能力恢复到正常水平，但下游主要经济区域仍在复工进行中，工商业企业难以达产恢复，且海外疫情逐步加重，主要城市输入病例仍在上升，多地防控措施升级，工商业企业复工达产能力大打折扣，对于电力消费与煤炭能源的消费需求大幅减少，供需宽松逐步凸显，价格中枢不断下移。
而长期来看，煤炭作为工业原料，属于需求驱动型大宗商品，海外危机的加重，对于外贸出口依存度较高的中国工业来说，是一次较为有力的冲击，海外订单的减少将使得制造业处于持续下滑状态，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就在于疫情得到有效改善，各经济体逐步恢复正常，进而驱动出口订单以及能源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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