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不搞大开发”。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此消息一出，社会上一些人对长江开发产生了误解，还有人发表了《长江开发一甲子都干了啥》（以下称“甲文”）的质疑。作为一名了解长江开发实际情况的专业人员，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对混淆视听的问题予以澄清。
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习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高速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成功，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基础工业、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甲文”中一些对三峡工程的揣测为什么不对？我们不妨从文中提到的航运、移民和生态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解决长江航运问题的出路在于兴建水利工程
全世界的河流几乎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天然的河流水量丰枯变化，往往无法满足河流全天候的航运需要。因此，世界上凡是航运量大且不受季节影响的河流，无一例外不是通过大量的人工修建的水利工程来保障航运的。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都是如此。我国的长江也不可能例外。修建三峡大坝前的天然长江，全流域的通航都没有保障，必然要受到季节水量变化的制约。修建三峡大坝之后，凡是在三峡大坝能控制水量的范围内，航运的问题已经解决。然而，在三峡大坝无法控制的长江上游，航运的问题仍然要受天然河道丰枯季节水量变化的限制。
最近几年，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也已经先后修建了向家坝等水利工程，解决了部分的航运问题。但是，向家坝以下的一些水电站，却因为某些人编造说“小南海地区是长江300多种珍稀鱼类的最后栖息地”，一直都建不起来。而实际情况则是，靠近重庆主城区的小南海和整个长江一样，都受到了水污染和过度捕捞的严重影响，鱼类生存的状况已经十分濒危，亟待进行修复和保护。目前，我国长江珍稀鱼类的最后栖息地，划定在长江支流赤水河。国际社会对河流、鱼类的生态修复和保护，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划定保护区，并想办法把当地的人口迁移出去，确实减少人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让那里的生态得以自然的恢复；另一种是在人口不能迁出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对河流生态实施科学的积极保护。欧洲莱茵河的生态修复和保护，为全世界人水和谐的河流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典范。目前，在保障莱茵河的航运等各种功能的水电站、船闸大坝均予以保留的情况下，莱茵河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水平，都已经恢复到了二战以前的水平。
我国长江的生态修复也必须尊重科学的规律，在有人生存的区域内只能通过生态文明的建设，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在这方面，几年前我国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就曾经专门撰文，强调水利工程就是生态工程。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在视察水利部时，也再次提醒随行的环保官员，水利工程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现在，习主席明确提出“要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真正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显然是在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不搞大开发的同时，也必须要依靠水利工程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特别是能够体现长江经济带生命力的长江航运。而决不应该是长江今后不能再搞水利工程建设的意思。
应该承认，过去我们对长江流域的开发建设，在生态环境以及航运方面没有很好地跟上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可以说，相对于长江沿岸地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障长江生态环境功能的各种水利设施建设已明显滞后。否则，习主席为何要强调“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生态不文明的被动局面。因为，水利工程就是生态环境工程。在已经有了数千万人生存的长江，不进行科学的水利设施建设，就谈不上长江的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
习主席的讲话中，之所以要特别强调长江航运，是因为长江的航运保障率也是其生态文明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通过必要的水利工程有效控制长江碍航江段的水量，光靠所谓“加大航道整治力度”是没有出路的。河流中碍航的礁石，往往是整个河流岸坡稳定的尼克点，河水的能量，必须要通过不断地撞击礁石消耗能量才能达到河流能量的平衡。如果把这些礁石铲除后，河水的能量将要寻找新的平衡点。所以，整个河道将会发生重大形变，其结果很可能更不利于航行。
目前，我国长江中段航道保障，只能有两条出路：一个是靠上游的水库加大泄水量来暂时保障；一个就是要修建必要的船闸（水电站），壅高水位，实现全天候的航道保障。如果我们的上游水库不能提供足够的水资源储备，那么我们解决长江航运问题的出路也只能是后者。
所谓“三峡移民工作不及格”是对王光谦院士观点的断章取义
“甲文”中关于三峡移民工作的内容，大篇幅地引用2011年6月一篇《三峡有四大弊端 主要是生态和移民》（下称“三峡文”）的失实报道，报道中引用了所谓“王光谦院士的一些观点”。非常凑巧，那篇报道所具体涉及的“科学看待气候与水电发展媒体座谈会”，笔者也是受邀请参会的几位专家之一，完全清楚王光谦院士的真实原意。（作者注：本文中的所澄清内容，已经征得王光谦院士的同意。）
在那次会议上，王光谦院士在论述了三峡工程的防洪、供水、发电、航运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巨大的效益之后，也曾强调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如果说三峡工程带来的利达到95%，那么也会有5%的弊。这些弊主要是对生态环境的一些不利影响和移民。
例如，“三峡文”中说的“为了保证三峡工程的建设，工程移民是必须的。然而就工程移民和拆迁移民关系来说，我们国家大部分没有处理好，如果让我打分，应该是不及格”。这句话本来应该是断开的。说到三峡的移民问题，王光谦曾解释说“为了保证三峡工程的建设，工程移民是必须的”。随后，王院士的“然而就工程移民和拆迁移民关系来说，我们国家大部分没有处理好，如果让我打分，应该是不及格”，是在陈述我国三峡工程以前的一些工程移民情况，并不是他对三峡移民的评价。其实，王院士的这种说法，并不是代表他的个人意见。大家可以查阅一下有关的资料，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水库移民工作的评价不高，几乎是业内的共识。但是，“三峡文”居然能巧妙地把这一结论，安到了对三峡移民的评价上，明显让对三峡工程做出过贡献，为三峡工程大唱赞歌的王光谦院士，变成了一个语出惊人的异类。
关于三峡移民，笔者本人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就到了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应该说对三峡移民问题的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记得在三峡工程的论证中，几乎所有的水电专业人士都认为三峡大坝应该采用蓄水155米的中坝方式，包括加拿大的国际咨询意见也是如此。因为，155米蓄水，只有30多万移民，而一旦提高20米到175米，将要增加70多万移民。这个举世无双的移民数字，在当时的水电专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当时三峡地区的很多百姓都坚决地要求成为三峡工程的移民，盼望让三峡工程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要知道长江边上低海拔区域的移民，一般来说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而恰恰住在高海拔山坡上的一些移民，才是最苦的。我记得有一份资料说：人们都知道四川的涪陵榨菜(15.37, 0.28, 1.86%)好，可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苦。我们终日在陡峭的山坡上劳作，稍有不慎，就会跌下万丈深渊——看到处于贫穷、危险之中的百姓，如此催人泪下的文章，几乎没有人不为之动容。包括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也坚决要求中央实施“175方案”，让更多的三峡地区百姓能彻底改变命运。当时的宣传都说，四川省要求实施“175方案”的原因是，万吨级船队可以直达重庆。而笔者认为：其实，那都不是真正理由。要让船队直达重庆，只要在适当的地方修一级船闸或者电站就可以解决。而采用“175方案”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70多万贫困的民众，彻底改变命运。
当中央决定三峡大坝采用“175方案”的时候，全球的水电专业人士无不为之惊讶。整个世界无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和魄力捏一把汗。2004年，当三峡工程成功建成并发电之后，联合国社会经济事业部在中国召开了一次关于水电与可持续发挥的高峰论坛。会后特地组织全体会议代表实地考察了三峡。在考察了三峡的移民情况之后，当时由于水电开发移民问题，已经停止了对全球水电项目贷款的世界银行，立刻恢复了对全球水电项目的贷款支持。不仅如此，在经过了几年的实践之后，2009年5月，世界银行还专门发布了《水电发展报告》，指出水电的可持续发展作用主要是减贫和减碳。
毫无疑问，正是三峡移民的成功，让世界银行彻底改变了对水库移民的态度。此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官员，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号召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水库移民的成功经验。这就是国际社会对三峡移民的评价。三峡工程的移民之所以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就在于：它也许不能担保让富人更富，但绝对能让贫困群体脱贫。
“三峡规划时没把生态功能考虑进去”的说法是错误的
“三峡文”给公众的信息是“三峡规划时没把生态功能考虑进去”是王光谦院士的观点。但事实上，“三峡文”所引用的“20年前，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几乎是零，十几年前才慢慢认识到生态功能的重要性”并不是王光谦院士说的话。2011年的20年前是1991年。我们知道那时候三峡论证已经得出了结论，1992年初便提交给了全国人大表决。众所周知，三峡论证中最重要、最激烈的部分就是三峡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当时“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几乎是零”那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此外“十几年前才慢慢认识到生态功能的重要性”的说法也是没有依据的。谁不知道中国政府当时一再郑重地强调“不解决好移民、生态问题，决不开工建设三峡”。
“三峡文”关于“还有地质灾害，由于三峡水库水位攀升，快速升降，加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地质灾害多发区，滑坡很多，水坝再一泡，就容易坍塌”的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水库蓄水初期的地质变化，不仅只是暂时的，而且还是对今后地质灾害的一种免疫。因为，通过水库蓄水水位的波动，能把潜在的地质滑坡体提前释放掉，可以避免今后的地质灾害。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长江发源于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所以流淌下来的水带有巨大的能量。由于受到江水能量的不断切割，长江岸坡总在不断变陡，所以，历史上的长江，常有1985年新滩大滑坡那样堵塞长江数月的地质灾害出现。然而，根据世界各国水电开发的普遍经验，水电开发之后的若干年，各种地质灾害将明显减轻。因为，水力发电已经把河水中的能量充分利用了，不会再继续深切河谷，制造出新的地质滑坡体。今后，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历史上新滩大滑坡那样的严重地质灾害，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
关于“三峡工程会引发低震级地震。工程建成后，地震增加了很多，最大震级是6.4级”的说法，更不可能是王光谦院士说的话。三峡蓄水后地震次数增加是水库诱发地震的普遍现象。不过，所增加的地震几乎都是小级别的无感地震，三峡从来也没有发生过6.4级的地震。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全世界几十万座水库所诱发的地震只有4次超过了6级。水库蓄水的浸润使得板块间的摩擦力下降，从而使得地震能量不断提前释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把可能的大地震变成诸多个小地震的减灾过程。
总之，有关水库蓄水会产生地质灾害问题，有明显的时效性。根据世界各国水电开发和水库地震监测的普遍规律，即使有滑坡等地质灾害或者较大一点的水库地震，也大都发生在蓄水后的5年之内。大型水电工程与地质灾害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有免疫期、平稳期和受益期三个不同阶段。目前，我国的三峡水库蓄水发电已经超过10年，各种滑坡地质灾害，已经明显地少于三峡建设之前。水库诱发较大地震的可能性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应该说我国的三峡水库已经安全地度过了地质灾害的免疫期，正在从平稳期向受益期过渡。到了今天，在各种事实面前，如果再去重复几年以前的不实言论，就显得更为幼稚可笑了。(原标题：《媒体不能误读“修复长江生态”含义 更不能因此否定三峡工程与长江开发——驳<长江开发一甲子都干了啥>一文》，刊载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5/6期。作者：张博庭，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