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现代产业的动力“心脏”，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
纵观我国电力建设的投资发展历程，呈现以下六大主要特征：从投资领域看，传统的水电煤电曾长期在我国电力投资中占据支配地位，风光等新能源投资后来居上，电网投资近年维持高位，我国火水风光等主要电源的装机规模及电网规模均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从投资规模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建设投资规模基本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到2016年达到顶峰后，2017~2019最近三年出现持续放缓态势;从投资结构来看，我国电力建设投资以往长期存在的“重发轻送”情况在近十年有了较大转变，电网投资在2009年首次超过电源投资，随后四年又被电源投资超过，到2014年第二次反超电源投资后再没有出现被反转情况，且二者间差距呈现拉大态势;从投资主体来看，电网和核电投资几乎完全被央企或地方国企垄断，火电与水电投资中央企和地方国企占绝对主导地位，民企和外资企业投资所占份额较少，新能源投资基本处于国企和民企平分天下格局;从投资前景来看，火电受节能减排影响近年投资基本处于受限状态，水电稳中有进,但大规模发展的高峰期已过，核电在中断一段时间后重启并得到一定政策倾斜，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投资因受补贴退出影响导致黄金期渐退，受“新基建”驱动，特高压、充电桩、综合能源将在今后几年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从投资综合效益来看，受电价下调和发电利用小时下降等因素影响，煤电赢利空间进一步压缩，其他电力的赢利水平稳中有降，电网尤其是特高压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电力投资的高收益时代一去不返，电力投资的边际效益呈现递减态势。
总的来看，电力行业因与人们生活生产和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加上其“发输配售”四个环节在产业链上具有较强自然垄断性、高度相互协调性、高沉淀成本性以及政府市场准入限制性等因素影响，国有资本在电力投资领域长期占主导支配地位，社会资本参与度总体不高，电力市场化经营程度较低。特别是2002年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实行厂网分家后，不计成本与不顾效益地“跑马圈地”成为各电力巨头的首要任务，煤、水等传统电力项目迎来投资“大跃进”，到2015年初国家“限火令”出台后，煤电投资遭当头棒喝，水电可开发资源殆尽，各电力投资商又把目光瞄准风光等新能源项目，新能源装机出现突飞猛进增长，后随着特高压大规模投资建设和电网升级改造力度日益加大，电网投资成为电力投资的主力军。
这些年电力“大手笔”投资彻底摘掉了我国缺电“帽子”，产业结构也得到明显的好转，但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和无序竞争，也留下明显的“后遗症”，如电力结构仍有待优化、源网与输配建设存在脱节、电力供需矛盾仍存、部分产能出现过剩、企业负债率过高、资产利用率降低等问题，也一直为社会所诟病。粗犷式电力投资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拉动成长，但长期来看浪费了大量有限资源，并不利于我国电力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电力行业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要素高效利用、科学技术创新进步、体制机制创新转变等日益成为电力投资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构建清洁经济、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电力产业体系势在必行，传统的要素驱动、规模驱动、经验驱动等电力投资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后疫情时代”将给电力投资业务带来新变化
新冠疫情势必带来电力行业投资的分化与变局，既是一场严峻考验，催生出市场的“大洗牌”;又孕育着新的机会，拉动着产业的大变革。
电力投资将驶入快车道。从需求侧来看，新冠疫情对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和出口带来较大冲击，而投资只会短期推迟但并不会受到太大的抑制，特别是疫情过后出于逆周期调节的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必然加大投资力度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在今年3月初提出“新基建”七大领域中，直接涉及到电力行业有特高压和充电桩，另外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等也与电力有着一定的关联，加上传统的电源和电网投资，电力投资经过连续三年递减后，未来五年将呈现快速反弹，驶入发展快车道。
新业态投资将倍受青睐。从业务创新来看，新冠疫情对我国电力供应的稳定安全高效及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疫情过后，以新技术、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新业态新产业将成为电力投资新沃土，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电力领域，智慧电力、智能电网、电力高端装备制造、氢能、储能、分布式能源与微电网以及集绿色、高效、智慧等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当仁不让成为电力投资创新的重要方向，新业态下的电力产业升级将是“十四五”最强劲投资风口。
可再生能源前景更看好。新冠疫情将抑制电力需求增长，导致火电、水电、核电、可再生能源等间竞争加剧。短期看，受油煤气价格下降利好、以及新能源补贴全面退坡等因素影响，可再生能源首次与传统电力竞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受到的冲击比传统电力要大些;但从长期看，随着智能电网建成后对新能源消纳能力提高，加上新技术带来新能源发电利用率提高，可再生能源平准化成本水平将处于化石燃料边际成本的范围内，还有国家节能减排力度不断加大，预计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空间更广阔、前景更乐观。
投资转型之路任重道远。从供给侧结构性来看，新冠疫情后将迎来更好的改革时机。一方面，短期内将会加大电力供过于求、利用小时持续下降的趋势，带来电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投资风险不断增加、投资收益日渐下降等挑战，这将难以避免地增加电力投资转型的难度与压力;另一方面，随着电力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以前粗放型投资模式已进入“死胡同”，如何结合自身禀赋和战略调整，加快投资转型步伐，努力打造一体化的综合能源供应商、数字化的能源服务商和平台化的能源运营管理商，在产业转型中跑出“加速度”，将是未来电力发展方向。
电力国际化呈两极分化。从“走出去”战略来看，新冠疫情将进一步加大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加快国际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一方面随着全球疫情的不断加剧，全球经济衰退将无法规避，尤其是中美之间相互争斗日趋激烈，双方“脱钩”裂痕愈加明显，电力在欧美市场上的投资准入条件日趋苛刻，跨国并购及全球化进程受到巨大考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显示出国际责任和大国担当，将大幅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有利于加强我国与一些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在电力领域的进一步投资合作。
“十四五”时期我国电力投资业务价值链转换
当前，我国电力行业正处于调结构、转方式、换动力的关键阶段，同时，新冠疫情将不可避免对全球及我国电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冲击，后疫情时代全球电力行业有可能进入大变革、大重组、大调整时期，“十四五”电力投资业务价值链也必然会进行着深度调整与重塑，如果能够抓住这次调整机遇，化危为机，将有利于推动我国电力行业向全球电力价值链高端攀升，并在全球电力价值链分工角色由“重要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
从项目开发为主到投并共进。以前，我国电力项目开发主要是新建、自主开发为主，大多采取绿地投资模式，按照“投建营”一体化运作方式，投资方式比较单一，投资渠道相对固定，投资回报期相对较长。随着国内电力市场逐步饱和，资本市场不断完善，今后电力行业应顺应国内外未来能源领域发展潮流，通过并购重组整合上下游资源，避免重复建设，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资源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让电力行业由“一条腿”单行到“两只脚”跑步，实现更好更稳更快的发展。
从规模扩张型到质量效益型。以前，我国电力投资把追求增长速度当作首要任务，都想奔着行业老大这个“香馍馍”而去，过分倚重于生产要素量的大量投入(资金、资源、劳动)，以便能快速地扩大装机水平与生产规模，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具有“两高两低”的缺点，即资源消耗较高、成本费用较高、投资回报较低、经济效益较低。今后，电力投资发展要转向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借助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资源利用率提高来实现投资与业务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集约型发展方式最大优点是能够凭借较小的资源投入和付出、实现更高的产出效益。
从外延型驱动到内涵型驱动。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红利、市场改革红利、政策倾斜红利、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我国“低成本时代”将一去不复返，电力“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衰退，这意味着以前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政策优惠等外延型驱动的电力投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电力投资全寿命周期成本上升和电价下调的大势，电力投资需要找准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形成、管理精细化、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结合点，强化对投资增长的溢出作用，走内涵型驱动发展的路子。
从电力生产大国到技术强国。经过70余年奋斗，我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一的水电、火电二元电力发展到核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等多门类电力并存、全国电网互联互通的电力体系，在电力装机、发电量、电网电压等级等方面都达到世界第一，是当之无愧的电力大国。但我国在电力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及重要材料上仍存在着严重依赖进口的短板，三代核电、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技术仍是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燃气轮机及高温材料技术装备等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各方面加大电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入，啃下“硬骨头”，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在电力前沿技术和原创性技术上的差距。
从国内投资为主到内外并举。我国电力企业的投资重心仍在国内，境外投资还“微不足道”，如境外电力装机达到1000万千瓦的仅有华能和三峡集团两家。而且从中企联发布的2019年中国跨国公司100大跨国指数来看，上榜的8家电力央企平均跨国指数仅为10.25%，明显低于上榜的央企平均跨国指数14.06%，而国外先进电力企业跨国指数大多在50%以上，可见电力国际化之路依旧漫长。因此，加快国际优先战略，到境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电力投资合作，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设备+中国管理”的全电力产业链“走出去”是当务之急。
“十四五”时期电力投资业务发展的新思考
从国家的发展战略部署来看，我国将在今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圆满收官，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我国将进入到“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电力投资今后的基本任务和总体目标是：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阶段”战略部署，全面推进我国电力清洁低碳转型，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电力供应保障体系，全方位推动电力工业高质量发展，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的电力支撑和动力保障。
这要求电力投资再也不能走以前那种抢资源、拼财力、铺摊子的粗放型发展“老路”，而是要勇敢地告别过去，穿新鞋、走新路，秉承新发展理念，坚持可持续和集约化的思想，实现电力投资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既要加大投资，更要绿色投资。每当我国经济出现重大波动，投资都发挥着“压舱石”作用，这次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因为“新基建”中数字基建占支柱，涵盖信息网、交通网、能源网三大框架，而特高压、充电桩是能源网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信息网和交通网也与电力建设投资密不可分。由此可见，电力在这次“稳投资”的重要性再度凸显，一大波电力项目已经在路上，不少地方甚至借此机会把一些产能过剩、有悖于节能减排政策的项目再度激活重启，这是有违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电力投资要切实避免引起新一轮“跑马圈地”，摆脱“病急乱投医”、“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做法，重点围绕“新基建”作好“大文章”：
一是重要电源投资，包括水火等传统电力技术改造升级、洁净煤发电示范项目投资建设、大型核电投资建设、新能源投资建设(如风光生氢等)等;二是输配电网投资，即“互联网+”智慧能源，包括智能电网、特高压、综合能源服务、充电桩、蓄能等;三是电力高端装备制造投资，如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特大型水电机组、先进核电机组、重型燃气轮机、重要可再生能源装备、“人造太阳”研发、特高压输电成套设备及核心零部件与芯片、电力新材料及其应用配套设施等电力技术“短板”领域投资。一言以蔽之，电力投资一定要把清洁、绿色、低碳开发放在首位，全力打造绿色电力，绿色既是地球本色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既要回归本源，更要社会责任。电力投资一方面要坚守归初心、聚焦主业、回归本源，跳出过分迷思“资本运作”的怪圈，把推动电力主营业务发展和重大带动项目开发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提高电力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优化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围绕产业链打造价值链、创新链，加大同质化、区域化业务整合，做大核心产业，做优主导产业，做强优势产业，补齐业务短板，筑牢技术基础，夯实发展根基，实现产业结构再升级、大提升。
另一方面要强化责任担当、历史使命，全面履行好社会责任：要发挥电力项目在扶贫上的引领带动作用，变“输血”为“造血”，达到“建设一个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富裕一方百姓”投资效果;要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电力，加快推动电力清洁低碳转型，带头做好节能减排，加快推动再电气化进程，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要切实发挥好电力的社会公用属性，积极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全力做好电力供应和电力保障，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强的“动力源泉”;要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坚持“电力项目建设到哪里、慈善公益就伸延到哪里”的公益理念，主动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积极开展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
既要质量提升，更要价值引领。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法宝”，但越是困难时期，越要注重投资质量，坚持以质取胜、坚守效益优先。电力投资再也不能走以前那种“只求规模越大、不求回报有无”的老路，再也不能因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而造成新的电力产能过剩、企业债务攀升和生存困难加剧，这样的“学费”已缴得够多够贵了。要结合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深挖需求潜力，尽可能避免无效低效投资，把投资的重点和方向放在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推动电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电力供给质量、弥补电力发展短板上，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要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加快电力领域改革与开放步伐，打破行业和地域垄断，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更多的电力领域，撬动民间资金对电力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借助市场化机制和民营资本效率的优势，提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要注意把握好电力建设的速度与力度之间平衡，坚持速度、结构、质量三者的相互统一，切实摆脱投资的“路径依赖”，注重好长中短、新老旧、高精尖项目的合理搭配与优化组合，在确保质量效益优先的前期下，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适当的增长速度，最大限度发挥出电力投资的价值引领作用。
既要国内统筹，更要全球视野。电力投资要以最大限度满足国民经济发展为前提，结合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的总要求，既要统筹好电力投资专项规划的研究编制，坚持规划引领，做到规划先行，科学把握投资重点和方向，强化电源与电网、输电与配电、中央与地方间投资有机衔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不断优化电力产业投资布局;又要统筹好电力投资建设实施，合理安排好年度计划和重大项目的投资节点，保证投资项目又好又快推进，不断提高电力投资的安全性、经济性和效益性;还要统筹好电力投资的产业政策，结合电力市场化改革和电力市场监管的要求，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机制，破解弃水弃风弃光困局，切实解决制约电力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要结合国家“走出去”战略需要，积极践行国际优先投资战略，发挥在技术、资金、人才、市场、设备、开发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加强境外电力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电力市场的投资布局，加大与周边国家电力合作与互联互通，通过投资拉动中国电力装备、中国电力技术、中国电力标准全方位“走出去”，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主动参与世界分工体系，更好服务于国家全球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既要突出效益，更要防控风险。投资要自始若一地秉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时刻围着效益转，并将其贯穿投资活动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不能获得回报的投资无异于饮鸩止渴，将会带来无穷的隐患和巨大的负作用。同时，由于电力项目具有公益性、社会性的特点，电力投资还要注意把握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间的平衡，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才是真正意义上投资成功。
另一方面，电力投资更要注意防范好风险，因为投资风险无时无处不在，且具有不间断的持续性，就像这次新冠疫情一样，“灰犀牛”、“黑天鹅”总是难以预料的，而投资风险也被称为是企业最大风险，一旦投资不慎出现失误，极有可能导致人们常说的“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后果。因此，在电力投资过程中必须练就“安全驾驶”的本领，牢牢把握住“安全总闸门”，构建严密的“防火墙”，全面提升风险防范意识，超前做好风险防范预案，构建完善的风险预警、评估、处理、转移机制，牢固树立风险底线思维和安全红线意识，在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社会稳定等方面时刻保持警钟长鸣，尽可能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确保投资安全。
本文刊载于《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20年5期，作者系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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