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推进优化绿色低碳转型财税政策，特别要在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激励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产品快速发展，使其在成本和价格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对高碳产业、高碳企业施加约束，推动高能耗、高碳排放等外部成本内部化，倒逼产业、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成本约束带来的各类风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财税政策分担绿色低碳转型成本，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力度，激励企业不断提高外部成本消化能力，妥善应对绿色低碳转型中可能的风险隐患。具体来看，主要需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

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保障。坚持“双轮驱动”的总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形成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为此，我们要用好碳定价机制和相关财税政策，有效平衡稳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统筹有序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从绿色低碳转型成本看，要化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成本约束，有效控制可预见的确定性成本，充分研判不确定性成本，防范重大风险冲击。从政策来看，需用好绿色财政、绿色税收、绿色预算、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等多种工具，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环境。要深化落实可再生能源投资、消纳税收优惠，引导企业生产、输送、储存、使用清洁能源。要完善政府采购标准体系，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将降碳目标融入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之中，促进政府主动降碳和引导市场主体降碳形成合力。

二、投资与融资政策联动，构建绿色投融资体系

当前，我国绿色低碳产业投融资缺口大、财政刚性支出不断扩大，面对绿色低碳转型的巨大成本，需要发挥财政投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绿色投资的引导作用，构建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优化传统的财政补助、奖励等转移性投入方式，借助于基金、开发性低息贷款、融资担保等金融工具，以股权、永续债等投入方式，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高碳产业转型。财政预算资金和国有资本应当合力发挥引领作用。要研究设立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要把合理化解各市场主体绿色低碳转型风险、推动碳减排动机逐步融入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模式作为财政政策的考量重点。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基金要充分发挥母基金的撬动作用，通过政府绿色投资信用担保等方式，增强低碳融资项目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

三、统筹处理转型风险，确保安全降碳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意见》将“防范风险”作为重要原则之一，提出要妥善处理减污降碳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优化绿色低碳转型财税政策，要充分考虑对高碳产业既有投资的沉没成本。当前，要进一步加强财税、投资与能源体制改革联动，着力降低非化石能源应用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成本。后续要开展行业、地区碳减排政策的成本评估和优化机制，结合特定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财政与金融、价格等相互协同的系统性风险反馈机制和防控机制，并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构建财税政策的体制基础。

四、减污与降碳相结合，加强财税政策协同效应

财政支出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对光伏、风电发电量予以补贴，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二是通过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充电桩基础设施奖励、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等手段，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三是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公共建筑节能等给予财政支持，推动建筑领域节能。四是出台节能节水、环境保护所得税优惠等系列政策，并对工业节能标准制修订和节能监察等予以支持。五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先进产能释放。六是安排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推动京津冀等重点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提升。七是通过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八是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建设等。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为更好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应进一步加强减污与降碳财税政策协同，充分发挥税收、政府采购、绿色债券等机制作用，尽量以低成本、低风险方式实现减排目标。（作者：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