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近日印发《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下达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预算42330万元。如何将专项资金落到实处?“十四五”期间,如何加快清洁能源的发展?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周健奇。
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到实处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看待新下发的《办法》?如何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到实处?
周健奇:《办法》可以用“四个更”来概括,即领域更聚焦、目标更精准、方式更市场、管理更规范。《办法》进一步提升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科学性。今后可以从两个方面实践探索。
一是将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性的农村水电、非常规天然气技术作为奖励的一个侧重点,更好地落实《办法》中明确的专项资金支持事项之首,“清洁能源重点关键技术示范推广和产业化示范”。
二是设立鼓励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级项目。比如,设立我国清洁能源公共平台建设和综合应用示范相结合的国家级项目,其中可包含有多种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由专项资金给予奖励。
疫情期间清洁能源展现出四大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与传统能源相比,清洁能源在疫情期间展现出哪些优势?
周健奇:疫情期间,我国清洁能源行业发展相对较好。1-6月,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天然气、煤层气的产量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6.80%、9.10%、10.30%和6.40%。这四类典型清洁能源的产量增长水平明显高于火电和煤炭等能源。同期,我国火电、原煤的产量累计同比增速仅为-1.60%和0.6%。1-6月,我国水电累计同比增速受前期主要水电蓄能地区旱情影响仅为-7.3%。但随着我国多地进入雨季后连续大量降雨,水电发电量快速回升。6月水电当月同比增速从5月的-16.5%升至6.9%。
清洁能源在疫情中表现出来的发展韧性,主要源于其内在优势。一是清洁能源拥有成本优势。风能和太阳能正在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最便宜的发电类能源。二是我国清洁能源具备供应链优势。风能、太阳能可以随时通过发电系统发出电力,我国水电只要雨水充沛、蓄能好就可以发电。我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丰富,如果开采量高、利用效率高,相比对外依存度高的传统化石能源必然拥有国内供应链优势。三是一些新兴清洁能源突破了资源禀赋的限制。以风电和太阳能为例,这些新兴清洁能源属于技术驱动型能源,拥有更为多样化的生产和消费场景,在发展模式上同样具有竞争力。四是一些新兴清洁能源具有生产消费者优势,例如屋顶安装了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居民,即便在疫情期间赋闲在家,也可以获得稳定的太阳能发电收益。
构建完善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在“十四五”期间,您认为,我国应如何加快发展清洁能源?
周健奇:加快“十四五”期间我国清洁能源发展,可从构建相对完善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方面着手。
一是构建相对完善的我国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体系。首先要实现清洁能源技术的世界先进性。其次我国加快清洁能源发展首先要建立起面向多类清洁能源、有利于突破产业技术短板、完善国内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体系。
二是构建相对完善的我国清洁能源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清洁能源企业,实现产业龙头、产业隐形冠军、其他配套企业协同发展;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发挥我国的清洁能源市场规模优势和已有的能源产业基础优势,促进传统能源要素和新兴清洁能源要素的有机融合;深化专业化分工,做强生产制造、做精市场服务、深化专业分工,形成制造与服务相互促进、多细分领域相互依存的清洁能源生态,激发生态内生活力。
三是构建相对完善的我国清洁能源供应体系。首先,以消费市场为导向,布局国内关键的流通和生产制造环节,促进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服务,完善我国清洁能源的全球供应网络;其次,创新供应模式,面向新兴清洁能源特性,鼓励清洁能源领域的平台组织发展;再次,满足能源革命需求,突破治理瓶颈,改革我国清洁能源供应的体制机制。
清洁能源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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