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的消耗和随之而来的污染导致世界大部分地区对环境的关注日益增加。环境保护并不是可再生能源增长的唯一原因，财务因素也影响这政策决策者。亚洲公司(尤其是中国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激烈竞争大大降低了成本，虽然能源部门正在迅速转向可再生能源，但某些技术因素正在阻碍其进一步发展。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积极鼓励化石燃料的发展，加之美国单方面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美国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正在上升。在美国，清洁能源占2017年总体能源结构的近18%，太阳能和风能建设项目约占新电力建设的62%。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生产的领导者与落后的领导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政治以及社会支持、地理优势和财务实力的结合决定了能源目标是否得到满足。由于有利的地理条件(水电容量)和对能源转型的强大社会支持，瑞典和芬兰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位居榜首。德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总额约为1500亿美元，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仍然不大。

　　中国一直在治理主要城市的污染问题。在可再生能源装置和新技术开发方面，中国现在是世界领先者。

　　风能和太阳能的相对快速扩张可以理解为可操作性项目较强的代表。然而，在实现真正的全球能源转型之前，需要解决两个技术障碍，这涉及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整合，即同时保持可靠和稳定的能源网络。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分散性对现有电网系统提出了挑战。当电力生产和输送不平衡时，例如在容量有限制而不能输送大量电力的情况下，能源生产就会出现复杂情况。

　　例如，德国在风能项目方面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该国风电场的很大一部分位于北海西北部，而电力消费主体主要位于西南部。电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德国政府需要对电网进行大量投资，以便将电力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并优化能源转换。

　　荷兰在能源转型方面是欧盟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尽管该国拥有能够发挥作用的技术能力和财力。缓慢过渡的主要原因是荷兰拥有欧洲最大的单一气田，几十年来一直为该国提供廉价能源。然而，环保主义正在上升。虽然荷兰的起步缓慢，但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促进了能源转型。为此，即使是天然气未来也会出现调配的问题。然而，能量转换的技术限制需要高产能源来补充。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具有间歇性，无法储存大量能源，这就需要天然气发电厂提供额外的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