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优化升级与能源清洁转型同步推进、相互影响，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调整。笔者认为，在转型背景下，能源经济分析应遵守“四多四少”的原则。

　　多讲绝对，少讲相对

　　谈及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弹性系数。究其概念，是指一定时期能源消费（生产）增速与经济发展增速之间的比值。以1为界，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能源消费增速高于经济发展增速；弹性系数小于1表示能源消费增速低于经济发展增速。

　　需强调的是，弹性系数描述的是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对速度关系。一方面，能源消费增速、经济发展增速都是相对数值，两者的波动分别受多个因素影响、呈现不同驱动机理，导致弹性系数易于变化且振幅较大；在月度、季度、年度等短期时间尺度上，分析弹性系数变化没有多大意义，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弹性系数的相对性决定了其应用的局限性：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弹性系数，并不代表两者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相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弹性系数并不一定相同；一个国家当前和十年前拥有相同的弹性系数，并不能说明其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保持不变。

　　总体上，弹性系数是一个应当逐渐被放弃的能源经济分析视角。在十年或更长时间尺度上，弹性系数可反映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稳定的耦合关系，存在针对该发展阶段的相对稳定的数值水平。例如，工业化初期弹性系数通常大于1，工业化后期弹性系数通常降至1以下。当前，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能源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是长期趋势，能源弹性系数较低，未来甚至可能会出现负值。在能源清洁转型进程中，电力增速高于能源增速是长期趋势，受能效提升、电气化等影响，电力弹性系数较高，大于1也是正常的。

　　多看长期，少看短期

　　从能源视角评价经济发展，我们最常用的指标是单位产值能耗或单位能耗产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能源消费强度，或简称能源强度。究其概念，单位产值能耗指每生产一定的经济增加值需要消费多少能源；单位能耗产出指每消费一定的能源可以产出多少经济增加值。其中，单位产值能耗的概念，更符合能源经济分析的逻辑，因为产生价值通常会消耗能源，而消耗能源并不一定产生价值。

　　从短期看，能源消费受到气候变化、政策刺激等因素影响较大，并不全是经济活动的必然投入；单位产值能耗，尤其是细分品种中的单位产值电耗出现短暂波动，实属正常、并不突兀。特别地，2018年的单位产值电耗上升，主要是经济向好，尤其是高耗能趋稳，以及降温采暖用电较快增长、电气化快速推进。从长期看，经济结构调整、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效率提升、终端能源替代、能源技术创新等因素是决定能源消费的主导力量，单位产值能耗、单位产值电耗自有其长期演变趋势。其中，单位产值能耗持续下降是大势所趋；单位产值电耗受效率提升影响有下降趋势，受电气化进程影响有上升动力，其变化是综合作用的结果。

　　多说细分，少说整体

　　能源经济分析的核心，无疑是能源效率；先澄清，弹性系数无法表征能源效率；而往往，我们将能源效率与能源强度划上等号。事实上，能源强度只是反映经济产出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结果性指标，并不能反映经济产出与能源消费相互耦合的作用机理。从影响因素来说，结构差异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极大，服务业的能源强度远远低于制造业的能源强度，但不能简单地讲服务业大国的能源效率就高于制造业大国的能源效率。此外，能源消费中包含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而这些并不直接产生经济增加值。从作用机理来看，经济产出描述的是价值，能源消费描述的是能量，两者之间还隔着一层产品或服务。以制造行业为例，与能源消费具有相对稳定关系的是产品的产量，而非随着市场变化不断波动的价格。

　　谈论能源效率，不能始终停留在能源强度层面，还需要深入到细分行业、聚焦到具体技术。在工业领域，效率提升的重点是关键设备强制能效标准的推广、电动机的更新换代和效率提高、冶金行业金属回收率的提高等。在交通领域，包括内燃机效率的提高、强制燃油标准的推广、电气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共享交通和自动驾驶的普及等。在建筑领域，包括建筑节能改造，尤其是隔热和通风，以及电器能效强制标准，尤其是空调、取暖、热水、照明和冰箱。在能源领域，包括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加工转化率、降低生产消耗和传输损耗、扩大市场配置效率等。

　　多比自己，少比别人

　　谈及未来能源经济发展，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我国的人均能源消费或能源消费强度与国际水平进行对比，尤其是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或重点发达国家水平进行对比；很多时候，我们的研究结论会是何时超越平均水平、何时达到某国水平。

　　事实上，人口众多是我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情，数量庞大的分母会将无论多高的能源消费都拉至较低水平。我国当前人均能源消费略超3吨标准煤、人均电力消费近5000千瓦时，与人均能源消费长期保持10吨标准煤、人均电力消费高达13000千瓦时的美国，是没有可比性的。中国，不会走也没法走某些发达国家高人均、高浪费的能源模式。人均能源消费的上升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必然结果；到了一定阶段，人均能源消费的下降又是结构调整、效率提升的必然结果。进行能源经济国际对比，重要的是在对比他国能源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总结与我国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适度水平；更重要的是与自己比，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质量，而非追求更高的人均水平。

　　同样不具可比性的，还有能源消费强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产值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制造业的较高能耗属性决定了我国无论与谁比，能源强度都较高。另一方面，一个国家能源消费强度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受到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的影响，要么虚高了以往的能源强度，要么夸大了现在的下降幅度；进行国别对比，无论是采用货币汇率法还是购买力平价法，都很难准确反映某个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水平，只能是比个大概。回首过去三十年，我们值得骄傲的是，我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年均降幅达到发达国家年均降幅的2—3倍；展望未来三十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能源消费强度仍将稳步下降，最终达到世界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