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一场寒潮后，国内一些地方因为电力供应压力而采取限电措施，引发广泛关注。
如浙江方面发通知要求，省级各有关单位办公区域在气温达到3℃以下（含3℃）时方可开启空调等取暖设备，且设置温度不得超过16℃。
湖南方面日前同样提到，“今冬明春电力供应存在较大缺口已成定局”，所以将采取错峰、避峰、轮休、让电、负控限电等措施，缓解电力紧缺的问题。其中长沙发改委日前发出有序用电倡议，要求全市所有空调一律控制在20℃以下，不使用电炉、电烤炉等高耗能电器。
在长沙，出现供电不足导致停电，因为没有电梯，有的市民被迫爬30楼上班。
供需不匹配导致电力紧张是重要原因
3℃以下不能开空调、空调一律控制在20℃以下，将节能限电工作，细化到具体的空调温度层面，在以往并不多见。
在长沙的倡议中，不仅要求工商企业要服从调度，还要求广大居民积极配合，对超负荷用电的住户实施短时间内限制供电。这些相当细化的措施，从侧面反映出，今年年底的电力供应确实是出现了异常紧张的局面。
其实不只是浙江和湖南，像江西、内蒙古等地区，同样出现了电力短缺的问题。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短缺现象？
电力供应紧张，首先往往和时节、天气息息相关。
一般来说，一年之中的用电高峰往往集中在夏天和冬天。今年夏天，因为用电负荷突破电网极限，湖南就对部分工业用户进行了有序用电的错峰调节。今年冬天，普遍入冬早、降温快，取暖需求增大，无疑会加剧用电紧张。
另一方面，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普遍停工停产，等到下半年经济复苏，尤其是年底，一些企业堆积了不少业绩任务，年底冲量也会加大用电需求。比如发改委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社会11月份用电量同比增长9.4%，和经济形势的快速回暖形成了呼应。
当然，对这些地区来说，推出限电措施，一个更直接的因素是，目前国内的电力生产以煤电为主，但因为产业升级、生态环保以及化解过剩产能的因素，煤炭消费总量又有着严格的减量控制，煤炭行业也成为去产能的重要领域。
如2018年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就对各地的煤炭消费总量，设定了严格的减量指标，其中浙江到2020年消费总量要下降5%左右。
而今年印发的《关于做好2020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则提出，2020年底全国煤电装机规模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
煤炭行业去产能，一批“散乱小”的煤矿关停，自然影响到了煤炭的供应，包括电煤。
此外，由于贸易环境变化，11月的煤炭进口出现了大幅下滑。同时，煤炭消费总量的控制，燃煤电厂的煤炭用量同样会受到限制，不少落后的煤电机组近几年都淘汰了。
国网湖南电力副总经理张孝军近期称，受各方面综合影响，今冬湖南省现有电源装机容量可能无法实现满负荷发电。此外，11月30日，湖南全省电煤库存同比下降18.5%，后期北方地区供煤紧张、春运运力受限，电煤储运形势不容乐观。
和湖南一样因为发电能力滞后，而面临限电风险的还有江西和陕西省。
实际上对比煤炭产能、发电量和用电量的增长，可以发现它们的增速并不匹配。
比如今年11月份，全国生产原煤3.5亿吨，同比增长1.5%，而火电发电量增长6.6%，两项增速都要低于9.4%的用电量增长，供需不匹配导致电力紧张，也就不难理解。
“十三五”能源“双控”压力或许也是原因
在相关公布的通知中，还可以发现一个细节，例如某地涉及到空调温度的相关限电措施，执行时限是本年度年底（12月31日），而非整个冬季。
这有可能是因为，今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按照规划的控制目标，年底煤炭用量“余额不足”，能源“双控”面临着年终大考的压力。
前两年，发改委会对各省（区、市）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对外公布考核结果，近两年来未见有公布。但“双控”考核的压力无疑还是存在的。
以浙江为例，在《浙江省进一步加强能源“双控”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中就明确，到2020年，累计腾出用能空间600万吨标准煤以上；完成“十三五”能源“双控”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任务，其中煤炭消费总量比2015年下降5%以上、控制在1.31亿吨以内。
因此，“十三五”能源“双控”的压力，或许也是一些地方在年底限电的原因。
而且，能源“双控”是为了推广清洁能源，实现能源消费升级，但清洁能源的推广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它有着技术门槛和成本限制。
比如日前举行的湖南电力迎峰度冬动员暨防冻融冰视频会议就提到，一方面是用电负荷的持续上涨，以长株潭地区为例，“十三五”期间用电负荷年均增速达10%以上，然而电源装机容量几乎不变；另一方面，在火电因为电煤供应缺口而受限的同时，太阳能、风电、水电等发电形式，又无法做到稳定持续供应，形成有效的补充。
《湖南日报》报道，为保证水电持续发电能力，湖南省最大水电运营企业五凌电力水位均需尽量实现高水位控制，日发电量一般需控制在0.75亿千瓦时以下，而风电、光伏发电等不稳定，都难以支撑湖南电网长时间高负荷运行。
用电负荷持续上涨，然而火电产能没有增量，清洁能源又无法跟上，这无疑也会影响到电力的稳定供应。
能源供应和需求存在巨大的空间错位
当然，前面提到的这些背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适用，之所以是浙江、湖南等地，电力供应出现严重的紧缺，它们自身的电煤自给率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作为主要发电燃料的煤炭，产能高度集中在少数省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四个省区的原煤产量，占全国的比例超过七成。
用电量向来是经济运行的风向标。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包括湖南这样的GDP十强大省，工业发达，用电量大，对电煤的需求量高。但它们并非重要的能源产地，本土并没有多少煤炭资源可供开采，像湖南八成以上的电煤需要通过外运。
以煤炭为代表的能源供应，和能源需求存在着巨大的空间错位。中国几项大的战略工程，如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正是为了解决这种错位问题。
但在电煤自主率较低的前提下，不管是从外地调电，还是调煤到本地发电，成本都不低。就前者而言，远距离、大容量输电对技术的要求较高，且中途还会有不小的损耗。至于长距离运煤，还容易受天气影响，尤其是进入冬季的冰雪天气。
而在煤炭去产能和消费总量控制的背景下，这些高度依靠“外煤”的省市，无疑面临着更大的电煤供应压力，传导到下端的发电环节，自然也会影响电力的供应。
所以，综合来看，部分地区出现缺电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有天气变冷的自然因素，也有疫情之后企业年底满工满产赶单交货的背景，当然，它也是产业转型、能源领域消费升级压力下，部分经济大省电煤供应缺口的一种集中呈现。
对个人用户的干预作用有限
总体来说，推广可替代的清洁能源，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是未来经济转型的大方向。
一些地区通过限电来“减煤”，缓解供电紧张，可能的确有突击的成分在，但降低煤炭消费的路径依赖，培养节能意识，确实要有细化到具体指标的决心。
当然也得看到，一方面，对用电的限制，更应该聚焦公共机构，对个人用户的干预作用毕竟有限。
另一方面，疫情以来，经济好不容易回暖，要警惕指标层层拆解，压力传导到基层，简单粗暴的拉闸限电，对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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