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滑铁卢”
维斯塔斯2005年财报对中国市场充满乐观。
在财报中,这家风电巨头特别提到当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中国政府声称,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要占总发电量的10%。”
这是Engel上任后的第一个财年。在这位初入风电行业就坐上头把交椅的新掌门人眼里,世界形势一片大好。
两年前,伊拉克战争爆发,导致第三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带来的能源危机,推动可再生能源快步走上历史舞台。
在石油危机的阴霾下,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被赋予新的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承受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压力。一场能源变革席卷全球。
风口之上,Engel喊出“风能、石油和天然气”的口号,他希望风能成为与石油、天然气并肩的主流能源。
与此同时,作为当时全球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中国希望在清洁能源革命中抢占先机,《可再生能源法》应运而生。
但维斯塔斯在2005年财报中隐去了一条关键信息。当时,中国政府还出台另一项政策,要求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
嗅觉灵敏的资本疯狂涌入这个新兴行业。尉文渊、韩俊良、张雷、张传卫等未来风电行业风云人物纷纷加入战局。
早期中国风电市场疯狂而野蛮。不仅是维斯塔斯,中国本土头号选手金风科技也遭遇“闪电”袭击,挑战者来自华锐风电创始人韩俊良。
彼时,中国主流机型是750KW。韩俊良却毅然从德国Furlander公司引进1.5MW机组生产技术,主攻兆瓦级风电市场。
韩俊良把中国风电市场拖进大风机时代,但维斯塔斯还在力推850KW的小机组。事实证明,利润空间更大的兆瓦级风机,更符合下游中国五大风电集团的胃口。
“维斯塔斯的这种做法,是在向中国市场销售其已在欧洲市场上淘汰了的产品,这是一种低估市场及其竞争对手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同行就已表达不满。
但Engel不承认在中国战略上的失误。
直到他离职前的2012年,维斯塔斯关停了设立仅四年的呼和浩特工厂,两款千瓦级机组同时停产。
等维斯塔斯准备重回舞台中央时,中国市场早已被瓜分。
当面对董事会时,中国的政策壁垒或许为Engel提供充足的辩解理由。但面对中国本土公司削骨般的价格战时,“大象”维斯塔斯毫无招架之力。
掀起风机价格战的正是韩俊良。
2008年6月,甘肃酒泉380万千瓦风机项目开标,华锐风电凭借低价拿下180万千瓦的订单。这样大份额的订单在此后多次特许权招标中屡屡上演。
价格战中,维斯塔斯等外资巨头仍坚守技术和质量取胜的竞争之道,但中国市场更崇尚性价比。
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但Engel没能捞到足够的红利。
相反,在他掌印的八年间,维斯塔斯几乎年年亏损。
2012年,英国泰晤士报爆料,维斯塔斯正面临20亿欧元的巨额债务,并考虑出售部分资产。
此后,明阳风电等中国新势力欲收购维斯塔斯的传闻甚嚣尘上。
维斯塔斯陷入困境时,华锐风电也面临危机。巧合的是,2013年,Engel与韩俊良同时被承载着他们巨大野心的市场所抛弃。
这一年,包括维斯塔斯在内的外资巨头全部跌出中国市场前十。
而在全球排名前十五的风电整机商中,中国公司占据八席,其合计份额达到全球总份额的约1/3。
如果没有当初中国“国产化率70%以上”的保护性措施,Engel让维斯塔斯占据全球35%市场的梦想或许并不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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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滑铁卢”
维斯塔斯2005年财报对中国市场充满乐观。
在财报中,这家风电巨头特别提到当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中国政府声称,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要占总发电量的10%。”
这是Engel上任后的第一个财年。在这位初入风电行业就坐上头把交椅的新掌门人眼里,世界形势一片大好。
两年前,伊拉克战争爆发,导致第三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带来的能源危机,推动可再生能源快步走上历史舞台。
在石油危机的阴霾下,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被赋予新的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承受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压力。一场能源变革席卷全球。
风口之上,Engel喊出“风能、石油和天然气”的口号,他希望风能成为与石油、天然气并肩的主流能源。
与此同时,作为当时全球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中国希望在清洁能源革命中抢占先机,《可再生能源法》应运而生。
但维斯塔斯在2005年财报中隐去了一条关键信息。当时,中国政府还出台另一项政策,要求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
嗅觉灵敏的资本疯狂涌入这个新兴行业。尉文渊、韩俊良、张雷、张传卫等未来风电行业风云人物纷纷加入战局。
早期中国风电市场疯狂而野蛮。不仅是维斯塔斯,中国本土头号选手金风科技也遭遇“闪电”袭击,挑战者来自华锐风电创始人韩俊良。
彼时,中国主流机型是750KW。韩俊良却毅然从德国Furlander公司引进1.5MW机组生产技术,主攻兆瓦级风电市场。
韩俊良把中国风电市场拖进大风机时代,但维斯塔斯还在力推850KW的小机组。事实证明,利润空间更大的兆瓦级风机,更符合下游中国五大风电集团的胃口。
“维斯塔斯的这种做法,是在向中国市场销售其已在欧洲市场上淘汰了的产品,这是一种低估市场及其竞争对手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同行就已表达不满。
但Engel不承认在中国战略上的失误。
直到他离职前的2012年,维斯塔斯关停了设立仅四年的呼和浩特工厂,两款千瓦级机组同时停产。
等维斯塔斯准备重回舞台中央时,中国市场早已被瓜分。
当面对董事会时,中国的政策壁垒或许为Engel提供充足的辩解理由。但面对中国本土公司削骨般的价格战时,“大象”维斯塔斯毫无招架之力。
掀起风机价格战的正是韩俊良。
2008年6月,甘肃酒泉380万千瓦风机项目开标,华锐风电凭借低价拿下180万千瓦的订单。这样大份额的订单在此后多次特许权招标中屡屡上演。
价格战中,维斯塔斯等外资巨头仍坚守技术和质量取胜的竞争之道,但中国市场更崇尚性价比。
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但Engel没能捞到足够的红利。
相反,在他掌印的八年间,维斯塔斯几乎年年亏损。
2012年,英国泰晤士报爆料,维斯塔斯正面临20亿欧元的巨额债务,并考虑出售部分资产。
此后,明阳风电等中国新势力欲收购维斯塔斯的传闻甚嚣尘上。
维斯塔斯陷入困境时,华锐风电也面临危机。巧合的是,2013年,Engel与韩俊良同时被承载着他们巨大野心的市场所抛弃。
这一年,包括维斯塔斯在内的外资巨头全部跌出中国市场前十。
而在全球排名前十五的风电整机商中,中国公司占据八席,其合计份额达到全球总份额的约1/3。
如果没有当初中国“国产化率70%以上”的保护性措施,Engel让维斯塔斯占据全球35%市场的梦想或许并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