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在化石燃料面临枯竭的背景下,加上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我国新能源产业正在驶上蓬勃发展的快车道。然而,在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的情况下,因其波动性和随机性等特征,也对电网稳定带来了挑战。
如何解决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储能问题,还有哪些新能源技术瓶颈有待打破?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储能作为重要的灵活性资源之一,在调峰、调频方面具备调节范围大、响应迅速、控制精确的优势,是非常好的配置。但其健康有序发展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市场化机制来培育和引领推进。”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高质量储能体系需跟上
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显示,2022年,全国已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装机规模达870万千瓦,平均储能时长约2.1小时,比2021年底增长110%以上。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在《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实现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上。届时,新型储能将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
“我在调研时发现,目前储能产业主要面临如下问题,首先是配置不够均衡。”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天任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在建及建成的储能项目中,发电侧的分布式储能项目多,电网侧、用电侧的共享储能项目少。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截至2022年末,全国累计批复的储能项目中,95%以上是发电侧储能项目。
其次,储能产业面临政策不够明确的问题。
“目前,国家尚未出台用户侧储能的系统接入审批、验收规范等,地方行业主管单位审批无据可依,致使用户侧储能项目支持政策各地差异较大。”张天任向第一财经记者补充道,收益来源单一也是目前储能产业面临的问题。国外储能电站的大部分收益来自于电力市场交易,但是国内目前无法直接参与电力现货交易,因此储能电站的收益来源较为单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也认为,当前新型储能电价机制、盈利模式等还不明确,收益方式相对单一,影响了项目投资积极性。
针对上述新型储能的问题,张天任表示,在今年两会上,他围绕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交一份建议,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新型储能政策机制,尽快出台用户侧储能接入、验收管理实施细则,破除“隔墙售电”玻璃墙,降低或取消中大型储能项目的基本容量电费,支持储能项目以独立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电力市场。
宋海良的提案则围绕国家端、产业端、市场端,为新型储能快速发展提出建议。立足国家端,宋海良建议,探索建立新型储能容量补偿机制和容量市场,合理体现储能设施的装机经济效益。推动现货市场逐步放开市场价格上限约束,允许储能等高成本灵活性资源通过短时高电价盈利,明确电储能辅助服务市场准入。
立足产业端,宋海良建议加快推动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完善标准体系。宋海良表示,进一步创新标准管理机制,重点针对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飞轮储能等技术路线及时开展技术标准研制。
立足市场端,他建议加快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比如,加大力度支持企业探索新型储能在支撑新能源基地规模化外送、缓解电力供应压力、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等应用场景中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深度挖掘新型储能融合协同价值。对企业探索共享储能商业模式给予适当政策倾斜。
南存辉也在提案中建议,合理疏导储能成本,合理界定输配电服务对应的储能成本,并将其纳入输配电定价成本构成范围,并推动发电侧储能的运行和价格政策制定。
此外,他还建议加快新型储能数字化建设,合理制定新能源电源侧储能配置比例,出台政策鼓励在用户侧和电网侧配储。
攻关“卡脖子”技术
谈及目前我国在新能源领域“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张天任这样回答第一财经记者,当前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世界能源科技强国和引领能源革命的内在要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一是部分能源技术装备仍然存在短板,一些关键零部件、专用软件、核心材料等仍然依赖国外;二是能源领域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装备相对较少,与‘双碳’目标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张天任进一步向第一财经记者举例称,比如在氢能领域,“卡脖子”问题出现在了中游环节的“储氢、运氢”上,加氢站和下游的应用端体量小和数量少,匹配不均衡,造成氢能供需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氢燃料电池方面还存在着质子交换膜、膜电极、碳纸以及储氢材料等关键材料的“卡脖子”问题。
“又比如在锂电领域,资源问题仍在制约产业发展,一些关键的金属元素供应紧张。”张天任认为,锂电领域典型的例子是锂的价格,尽管中国锂储量是世界第四名,但在国际上却受制于人,南美几个锂资源大国准备成立“锂业欧佩克”(锂资源的垄断组织),而钴的情况则更为严峻。
但是,“卡脖子”困境并非都是技术落后,有些是技术路线选择不同,自主技术缺乏相应产业生态和应用需求。
张天任建议,创新换道超车思路,加速培育自主路线的产业生态。他认为,要善用市场权和产能权,把产业链中间品需求和庞大终端消费需求,转化为自主技术产业生态的发展动力;把强大丰富的产业链配套和跨产业协作能力,转化为实验技术产品化和快速迭代的巨大动力,换道超车。
同时,张天任建议政府加大对科技领军企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
比如,设立国家专项投资基金,持续加大对关键材料和技术在种子期、初创期的扶持力度;加大对新能源企业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围绕龙头企业打造新能源产业链和生态圈,增强集群综合竞争力。
在攻关储能关键技术上,宋海良建议,在政策上支持骨干国有企业通过产业联盟、产业链链长等形式开展先进技术、关键装备和核心材料研发攻关,加大产业化应用支持力度,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
“当前新型储能在原材料、非锂储能技术装备等个别关键环节还需要补强打通,供应链稳定性水平也有待提升。”宋海良进一步提出,建议围绕新型储能全产业链不同环节,支持培育一批新型储能“专精特新”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水平协同发展。
加快释放新能源上游产能
据相关机构估算,“十四五”期间我国每年电力缺口或将达到1000亿千瓦时以上,尤其在迎峰度夏、迎峰度冬期间,缺口尤为突出。
“当前我国出现的电力短缺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化石能源不断退出,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未能跟上。”所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建议,加快硅能源产业发展,进一步强化硅能源产业的能源正向回报属性,持续释放先进产能。同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
刘汉元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硅能源产业是典型的“小能源”换“大能源”产业,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煤炭”“新石油”。
“但是目前,晶硅光伏产业的主要聚集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用电需求无法保障、季节性限电限产问题,客观上对硅能源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制约和影响。”刘汉元认为,因为限电不仅影响产品品质和产量,给企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且影响系统稳定性,增大安全风险,给企业生产带来较大安全隐患。
为了促进硅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刘汉元建议,在工业领域优先保障硅能源生产企业用电需求。在保障民生用电的基础上,明确不将硅能源企业纳入有序用电范围,支持硅能源产业最大程度发挥产能,有效保障光伏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支撑光伏产业稳健快速发展。
此外,他还建议支持硅能源产业发展,其原料及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能耗不纳入能耗总量考核。提高硅能源产业零碳、低碳能源自给率。
来源:第一财经 作者: 陆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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