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界水电的巅峰，回顾过往，我国水电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经历了哪些艰难和曲折？展望未来，奋进中的中国水电，又将如何走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起来看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眼中的水电70年。
从百废待兴中走来
云南昆明、滇池出口、螳螂川上游河畔，我国大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电站正在徐徐发电。自1912年投产以来，工作了100多年的它，现在仍能正常运转，见证了中国水电百年的历程。
这座被誉为“活着的博物馆”的水电站，拉开了我国水电建设的序幕，开创了我国民间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自建、自管、自用水电站的成功范例，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第一支水电工人队伍。
新中国成立的钟声，加快了中国水电发展的进程。我国首先对日伪时期建设的丰满水电站进行了维修、加固和改扩建工作。“丰满水电站的重建，不仅为当时的东北发展和解放全中国提供了保障，而且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水电技术骨干。”张博庭告诉记者。
当时的中国水电和整个国家一样，不仅家底薄，还面临国内生产资料短缺、国际经济封锁等重重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水电工作者还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启了我国水电的艰难创业历程。不仅开展了古田溪、永定河、以礼河等中小河流开发规划，而且还设计建设了狮子滩、黄坛口、上犹江、佛子岭、响洪甸等一批中小型水电站。“这些中小型水电站以工期短、投资少的优越性，满足了地方发展的需要。”张博庭说。
新中国首座开工建设的大型水电站应该算是黄河上的第一座电站三门峡，这座治理黄河的控制性工程是由当时的苏联援建的。工程建成之后，由于泥沙淤积严重，不能按照原设计蓄水发电，并且排沙以及对下游造成盐碱地等问题造成该工程两次改建。
然而，经过反复的探索，我国的水电工作者不仅总结出了“蓄清排浑”等一系列适合高泥沙河流的开发运行经验，而且也认识到水利水电开发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多么重要。从此，我国水电开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审慎、科学的发展。
上世纪50年代中叶，浙江大地是电力的荒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展，沪、杭、宁长江三角洲经济用电日趋紧张。1957年4月，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动工建设。电站建设正值“大跃进”期间，万余名建设者们工作热情高涨，屡创纪录。但是因为水泥、钢材等重点物资供应短缺，工程数度停顿甚至面临“下马”危险，并威胁到施工的安全和质量。经过三个春秋的日夜奋斗，新安江水电站终于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为85.5万千瓦，年发电量18.6亿千瓦时。
它是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力发电站，被誉为新中国水电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杰作，是“长江三峡的试验田”。
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国水电发展迎来了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电站的建设，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站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它不仅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水电站，而且还是我国在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仅就其工程截流的难度，几乎可以说空前绝后。张博庭告诉记者，当时该电站270万千瓦的装机和140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约占当时全国水电的1/3，为我国华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保障。
在我国水电开发起步的五十年代，水电开发建设和管理体制也逐渐发展成熟。全国相继在北京、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等多地建成了几座大型的水电专业设计院，国家在燃料工业部下面还专门成立了水电总局。在优先开发利用水电的国际潮流下，1958年的人民日报还倡导过，我国的电力工业应该实现“水主火辅”的方针。
张博庭认为，如果不是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的水电很有可能也会和世界的很多发达国家一样，得到优先发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发电能源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