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卡特总统和卢安武在总统办公室探讨该篇文章。
回顾1976
当时，对于时年28岁的笔者而言，这就仿佛如在一杯过饱和溶液中滴入一滴晶种，瞬间令液体结晶成一种全新状态。一年后，卡特总统邀请笔者来到总统办公室探讨这篇文章。如今，卡特总统认为该观点对其能源政策有很大帮助，当时的能源政策被认为是除美国第一任能源部长施莱辛格在合成燃料方面的贡献外，有史以来对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支持力度最大的政策。
但当时这篇文章却遭到能源行业的怀疑、轻视甚至侮辱。厚达四英寸的参议院听证笔录记录了三十多轮评论与反馈。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十分可笑，但这同样提醒我们：40年前，能效话题还是新颖的、充满争议的，可再生能源更是奇怪、危险甚至荒谬的。如今，仍然有人持有这一观点。
当喧闹渐渐平息后，阿科石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David Sternlight博士恰当地道出了冷静观察家的结论：他并不在意我的观点是否只说对了一半，但这也好过其他人的想法。在这之后的十年里，文章的论点逐渐被大众认可。许多起初对此抱有批判态度的公司或个人，均向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RMI，1982年成立）寻求帮助，应用这些观点。如今，两家电力行业顶尖期刊都大方地承认了我们当年的判断，而文章的观点也已在能源市场得到广泛认可。
该篇文章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不仅在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能源投资方式，更因其重新定义了能源投资的目的和逻辑。之前，我们认为能源行业的主要问题是从哪里获得更多能源——无论任何形式、任何来源、任何代价。规划者通过历史数据推测能源需求的增长，然后提供更多供应来满足需求。而这篇文章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讨论了我们需要能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寻求的能源的“最终用途”是什么，例如，热水澡、冰镇啤酒、交通出行、舒适度、冶炼金属、烘焙面包等，以及需要什么样数量、种类、规模、来源的能源支持这些服务。这一最终用途的概念很快结合了罗杰·桑特的“最低成本”理论，与新兴的强调自由市场的里根经济学相呼应。由此，“最终用途/最低成本”理论在竞争或规划环境下为各种能源需求问题提供了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例如：要在冬天取暖，应该选用燃气还是电力供热，亦或是使用隔热和密封建筑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