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节点还剩下不到5年时间，作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的光伏扶贫，正在全国各地争先复制。
9月6日，湖南正式启动了“百村千户”光伏扶贫试点工程，决定在该省60个县（市、区）的556个贫困村开展光伏发电扶贫项目试点工作，计划装机总计3.936万千瓦。
其实这只是光伏扶贫繁荣背后的一个缩影。早在2014年10月，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工作方案》，当时安徽、宁夏、山西、河北、甘肃、青海等地的30个县就被列入首批光伏试点。而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规划，“十三五”时期，我国光伏扶贫工程总规模将达15GW。有业内人士据此估算，倘若按照每KW投入8000元计算，需要投资资金高达1200亿元。
另一方面，随着各地光伏扶贫工程的陆续开展，点多面广难监管、专业维护缺失、电网改造落后，以及补贴迟滞等难题已经开始显现。而一些地方以光伏扶贫捆绑地面电站指标的方式也让部分光伏企业望而却步。如何解决配套资金缺口、平衡政企间的利益关系，已成为光伏扶贫无法回避的问题。
“造血”式扶贫
扶贫的关键不是简单的向贫困户“输血”，而是让其能够自发“造血”，这同时也是光伏扶贫的优势所在。
“光伏产业具有技术成熟、投资回报率较高、长期稳定收益等特点，是精准扶贫的好项目。”安徽一名地方扶贫局的官员向记者表示，因为有些贫困户存在“失能”“弱能”等问题，常规扶贫措施很难奏效。而光伏电站一般有20年的收益期，既可以结合农业、林业、渔业，还有分布式户用、集中式电站等多种模式，已成为当地扶贫的重要方式。
该官员向记者表示，“刚开始我们试点实施2008户3KW光伏发电项目，其中第一批实施了1000户，每户建设资金2.4万元，其中企业捐助、县扶贫资金、省专项补贴各占8000元。3KW每年发电3000度，按照国家补贴以1元/度计算，每年可以为贫困户带来3000元收益。”
或许是基于上述优势，光伏扶贫在2015年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随后便在全国各地得以大规模推广。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光伏精准扶贫试点建设规模达1836MW，年均收益22.6亿元，投资收益率接近13.72%；近43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增收，其中包括8.8万户“失能”贫困户，解决了956个贫困村无集体收入的问题。
从各地的实践看，目前光伏扶贫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户用光伏发电扶贫，通过利用贫困户屋顶或院落空地建设的3~5千瓦的发电系统，产权和收益均归贫困户所有。二是村级光伏电站扶贫，以村集体为建设主体，建设100~300千瓦的小型光伏电站，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收益由村集体、贫困户按比例分配。三是光伏大棚扶贫，利用农业大棚等现代农业设施现有支架建设的光伏电站，产权归投资企业和贫困户共有。四是光伏地面电站扶贫，利用荒山荒坡建设10MW以上的大型地面光伏电站，产权归投资企业所有，由当地政府和企业协商将部分发电收益分配给贫困户。
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在2020年之前，在16个省的471个县的约3.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以整村推进的方式，保障200万建档立卡无劳动力贫困户每年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
据记者统计，目前，包括安徽、河北、湖南、新疆、江西、山东、河南、重庆、青海、陕西在内的多个省（区），均已针对光伏扶贫出台了相关政策。而在我国832个贫困县中，有451个县年均等效发电时间超过1100小时，适合发展光伏精准扶贫。
盛宴如何开启？
面对光伏扶贫潜在的千亿投资市场，不少光伏企业蜂拥而至，抢占先机，意图从政策利好下的资源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其中，中民投在宁夏盐池县的光伏扶贫模式独具特色，他们没有停留在光伏扶贫的初级阶段，而是推动其从投资走向投智，从单一产业走向全产业链。
记者从中民投获取的材料显示，中民投旗下中民新能公司去年已在宁夏盐池县完成1700户屋顶光伏扶贫项目，据测算，去除运营维护成本后，每年每户可连续20年获得每年2800元的发电收益。盐池县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并网后将覆盖74个贫困村8428户，有效解决当地“空壳村”问题，而正在建设的光伏工业观光旅游小镇，建成后将给当地带来新经济增长点。
另外，除了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中民新能还为盐池县74个贫困村每个村建设一个规模为3MW左右的村级光伏电站。每村每年将获得20万元电费收益，同样持续20年。
中民光扶宁夏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白保林表示，中民投从光伏扶贫向“光伏＋”扶贫延伸，向盐池县融盐扶贫担保有限公司注资2.5亿元，担保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养殖户扩大规模、提高效率。还出资1.5亿元成立中民裕丰农牧业有限公司，为当地特产滩羊打造全产业链条。这样一来，贫困户受益的不单单只是扶贫电站的光伏发电钱，真正实现造血式扶贫。
今年6月，中民新能在盐池投资建设的新能源综合示范区项目一期首批380MW光伏电站成功并网发电。在46000亩的光伏园区，仅每年的绿色植物养护、光伏板清洁、饲草养殖等配套产业也可以提供300~400个就业岗位，帮助当地农户脱贫。
除了宁夏之外，同样被列入首批光伏扶贫试点之一的安徽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光伏企业的目光。
2015年，安徽省阜南县与协鑫新能源签署了首个光伏扶贫PPP项目——安徽阜南光伏扶贫项目。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同样包括了地面电站、户用扶贫电站、村级扶贫电站等三种模式，是一个综合类的项目。其中，地面光伏电站装机容量100MW，此外还有30个村级扶贫电站和5000个户用扶贫电站。
为了推动光伏扶贫项目的顺利开展，协鑫新能源还专门成立了“光伏扶贫走基层”宣讲小组，并先后到安徽阜南、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等地开展光伏扶贫宣讲活动。
在今年7月，协鑫新能源还与汝南县签订了160亿元的光伏开发扶贫项目，结合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要求，项目双方将探索光伏开发同扶贫相结合的光伏项目，开展包括农光、林光、渔光互补等形式在内的光伏扶贫项目开发。
难题仍待解
尽管有不少企业在抢夺光伏扶贫市场，但一些质疑的声音也在此起彼伏。
由于光伏扶贫相比普通光伏项目利润有限，一些企业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为此，不少地方政府就制定以光伏扶贫捆绑地面电站指标的政策，要求在当地建设地面电站的企业承担一定的光伏扶贫责任。
根据河北省出台的《关于做好2016年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的通知》，该省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可采取配比商业电站和全部规模扶贫两种模式。其中，配比商业电站模式要求按照扶贫电站与商业电站1：2.5比例建设扶贫工程。其中：光照资源较好的II类资源区（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扶贫标准为1万千瓦扶贫电站扶贫1000人，其他III类资源区扶贫标准为1万千瓦扶贫电站扶贫800人。两类资源区项目均要落实相应数量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保障每人享受到连续20年、每年3000元的光伏扶贫收益。
一位光伏投资商对于这种以扶贫来换指标的做法持有异议，他表示，一些地面光伏电站本身就会遇到限电问题，需要依靠补贴才能实现盈利，而现实情况是补贴一直拖欠，项目收益就受到影响，如果还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做光伏扶贫的话，对企业而言可能就会无钱可赚。
上述企业人士坦言，扶贫与收益间如何平衡是一道两难的难题。而企业的投资行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地方政府在实施光伏扶贫的同时，也要兼顾一下企业的利益，确保企业有一定的合理盈利空间，否则厚此薄彼，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光伏扶贫电站实施过程中，不排除一些企业为了去库存、或是为了压缩成本，往往会在电站组件、逆变器、支架等选型以次充好，导致发电难达预期收益效果。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低价承接光伏扶贫项目的现象，难以保证项目质量、国家扶贫资金效益和贫困户收益。
另外，由于很多贫困户位于一些革命老区或偏远山区，刚开始实施大部分都是分布式户用光伏电站。由于点多面广，各贫困户电站比较分散，由此就引发电站日常维护、管理难等问题。
上述安徽的一名地方扶贫局官员向记者表示，当地今年组织了对全县23个乡镇建设的光伏扶贫发电站进行了初验。结果发现部分乡镇的电站没有安排专人管理，多数乡镇光伏电站杂草丛生，已影响到了光伏板发电。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资金问题。”上述光伏企业人士向记者表示，无论是何种光伏扶贫方式，涉及的出资方无非就是贫困户、企业和地方政府。如果前两者出资比例过高，就会打击其参与的积极性。而光伏扶贫的初始建设投入资金都比较大，以户用光伏发电扶贫模式为例，每户的一次性投入在3万元左右，假设给一个自然村50户安装，总投入就要在150万元，其中贫困户负担40万元左右。如果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贫困户难以承担。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汉能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曾在今年两会提交了《关于提高光伏精准扶贫成效的建议》的提案，一是建议请银监会指导金融机构出台光伏扶贫金融政策，由承建企业统一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二是选择一批有实力、有经验、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型光伏企业，统一包干实施，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后期运维。再者是简化光伏扶贫项目流程、加快并网和补贴发放，推广“光伏大棚扶贫”新模式等。
光伏行业专家赵玉文认为，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对光伏扶贫给予大力支持，但是在资金层面上，确实面临一些难题，不少金融机构对光伏扶贫项目并不看好，所以光伏企业想要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难度较大，而化解这种难题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在中间与金融机构协调。
安徽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政府官员向记者提供的一份文件则显示，该县恳请相关部门协调建立稳定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机制。该文件称，由于国家财政部没有将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补贴资金项目纳入补贴目录，目前补贴资金已经暂停支付，光伏户拿不足每度1元的发电收益，恳请国务院扶贫办协调国家财政部尽快将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补贴资金项目纳入补贴目录，并建立稳定及时的拨付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