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正题之前，笔者先就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做一个阐述。事实判断属于描述性判断；而价值判断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应该”的表述。一个基本的逻辑，从事实判断无法直接得出价值判断（youcan’tget“ought”from“is”)。只有加上价值判断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事实的判断才能导出价值判断，从而具有总体上的改变方向与行动含义。
事实判断本身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关于事实本身，可能就暗含着“价值标准”假设。而这个假设，可能是有问题，或者不全面的；另外的问题就是现实信息或者方法论的不完备，使得对事实的认识手段不足。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经济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价值判断。而构建在这个概念上的事实判断在现实中非常常见，比如GDP的比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证研究不能做到“客观”，因为我们在一些基本价值上可以取得一致，也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一致意见。
在我国的能源政策，特别是能源规划中，这二者的含义与逻辑演进，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缺乏价值判断标准、或者价值判断标准不明确合理、价值判断偏向某个利益相关方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里面典型的就是中国电价国际比较与认识电价水平高低的问题。笔者就此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希望引发更多的争论。
之一：事实判断的标准问题
这一点体现在“中国电价是高还是低”的事实判断问题上。由于各个货币单位不同，跨国的电价水平的比较必须基于一种度量，通常是美元。那么中国电价的美元价格比欧洲低就说明“中国电价低”这个事实了吗？如果以“美元”为标准，这无疑是个正确的事实，但是这也是一个没有任何含义的事实。
它无法说明居民消费电力的负担程度。因为我国人们消费的是自己口袋的人民币，它的生活水平如何，取决于这些人民币的购买力。如果用于电力支出的份额多了，那么用于其它支出的份额就必须减少。要衡量中国电价高与低，必须与收入水平比较，以消除衡量单位的影响，比如看看消费1000度电在收入中的比重。这个“美元标准”不合理，它无法说明中国电价通常意义上的“贵”还是“便宜”。
还有人认为，消费同样电力的收入比重是不合适的。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我国居民用电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其在支出中的比重也低于发达国家。诚然，如果标准是“现实”支出的占收入的份额，那么这无疑也是一个正确的事实。
但是这同样是个不合理的判断标准。消费的电力代表着福利水平，消费越多福利水平越高（当然，严格讲，并不会是线性关系）。福利水平的差异既来自消费量的差别，也与消费价格相关。要衡量价格的贡献（也就是高低），必须把消费量的差异固定住，这样才衡量了价格高与低单一因素的影响（也就是一个反事实问题：如果消费水平相同，那么价格的差异带给福利的变化有多大）。在福利意义上，这样价格水平的比较才具有可比性。
之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同
“中国电价相比其他国家是高还是低”，与“中国电价应该比其他国家高还是低”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中国电价比国外低，就意味着中国需要涨价吗？那可不一定。这属于典型的混淆了事实问题与规范问题，直接从事实判断跳到了价值判断。或着说，其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各国的电价应该是趋同的，这是好的”。而这个价值标准，实在没有任何哲学或者心理学上的依据，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为什么要趋同呢。
事实上，在这个比较上，一个比较清楚可行、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标准是：电价的水平相对于投入越小越好，也就是投入产出比要最大。这很容易理解，这样说明效率最高，同样的投入，可以得到最便宜的电价，让社会的所有人收益，或者同样的电价水平，所需投入的资源最少。
以上是电价机制的角度，也就是说基于成本传导或者市场机制形成的电价。
现实中，电价还经常是一种手段，帮助实现特定的政策意图与目标，比如抑制消费，改善能源安全状况，在我国这样一个家底不厚的国家，助力可持续发展（跨期的可消费数量不至于减少过快或者耗竭）。这个角度也可以构成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那么无疑，我国应该维持较高的能源价格水平。
之三：价值判断缺失显性标准
就一点也存在于我国的电价探讨之中。“居民工业电价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发明的。但是所谓“居民工业比价不合理”的说法比比皆是。就是不知道，这一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是其比价合理与否的标准在哪里？分析一些报道的逻辑，似乎其标准是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盟，其居民电价都是大大高于工商业的。
但是这一标准的道理在哪里呢？如果发达国家更合理，为什么不改成发达国家那样呢？这个“不合理”的判断，似乎并没有显性的标准，本质上是一个补贴程度的问题。在我国15%居民消费对85%的工商业消费的格局下，只要有交叉补贴的存在，就必然是这样一个比价关系，没什么合理不合理之说。更进一步，工商业电价高了，居民电价低了，居民整体就负担减轻了也是有很大疑问的，这也只对最低收入阶层有实质性意义。如果说为了照顾最低收入阶层（价值标准：最低收入阶层是需要照顾的，这是重要的）而推行补贴，形成这种比价关系，那又何来“不合理”一说呢？也仅仅是因为包含补贴而不同。
之四：（隐含）价值判断标准偏向某一相关方
任何的政策调整都有“赢家”与“输家”，但是政策本身首先需要是一个做大蛋糕的政策，这样才能保证即使有“输家”，政策的改变也会有足够的剩余去补偿“输家”。政策的调整，首先是一个做蛋糕的过程，需要强调整体的效益成本最大化。这一标准，通常也是衡量一个政策是“好”还是“坏”的首要标准。
就这个标准而言，长距离输电显然不是一个“好”政策，因为它投资损耗巨大，输配电成本很高。从用电方而言，其距离发电端地理位置遥远，同样的价格体系下无法同地理位置更加接近的用户竞争；而从发电端而言，其远距离输送到受端（加上输电成本还有损耗），也在很大的可能上无法跟本地电源的竞争力可比。行政订立的价格体系，对体现电力的时间与空间价值完全无能为力。本地用户挨着电厂，不需要输电成本，却用不上便宜电，这完全是整体效率损失。
而面对中东部的雾霾，关于输电可行性的论证，全部都是“输电可以减少雾霾”，即使这一事实判断是正确的（这也是有争议的），那么需要发展输电的结论也必须建立在“中东部好了就ok”的价值标准之上，而不是整体效率标准。而局部好了就ok，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很难想象，长距离输电意味着整体的效率损失，中东部又不想高价买电（所谓落地电价不高于本地上网电价），这种情况下西部有足够的动力与“剩余”参与。整个输电政策的好与坏，不能偏向其中的某一相关方，而应该首先是个整体的问题。这种体系安排也是不可持续的。
总结：事实性的结论与规范性的含义
因此，关于中国电价是高还是低的问题，事实的判断有两条：
1.中国电价水平相对于其效率前沿，偏高。通过电力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可以有效地降低电价。这是电价机制的含义。
2.中国电价水平相对于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偏低。施加额外的政策手段（通常是资源税或者消费税）抬高价格，可抑制消费。如果利用这部分政府收入，支持其他方面（比如居民收入、其他消费）的税收减免，可以取得额外的消费与增长效应。
基于通常为人们接受的价值标准（效率越高越好，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越好），其“规范性”的政策含义也非常明确：
1.中国必须坚定的推进促进竞争的改革，以提高电力部门的效率，降低作为机制的电价水平。
2.中国必须实施日本、欧洲那样的能源高税高价格政策，抑制电力消费，减缓能源与环境安全忧虑，促进可持续发展。
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并没有欧洲那样强度的体现（税率还大大低于欧洲的水平），而终端价格已经比肩欧洲了。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改革，提高产业效率；把价格搞正确，消除大部分的价格扭曲；有些扭曲是额外的政策目标的需要，但是其理由必要要足够充分，扭曲带来的账户收支必须足够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