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地把握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当前，世界能源形势波诡云谲，石油价格暴跌，一路狂泻，随着新兴科技的高速发展，世界能源结构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最大能源市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能源工业体系，但也存在结构臃肿、产能过剩、污染严重、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足等问题，必须抓住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全面推动能源革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能源安全供应，改善气候和生态环境，实现“一路一带”的宏伟战略蓝图，建设现代化世界能源大国、强国。
一、抓住供给侧结构改革机遇，全面推进能源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我国工业从传统的数量规模型转向现代化、集约化、效益化的转折点，是几十年计划经济下供求模式向市场化供给模式转变的由大到强的关键点，是能源革命的集结号。我国能源体制积弊深重，能源发展、安全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体制问题。应转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式做法，全面推进能源体制改革。一是成立独立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国家能源总局和能源监管总局，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管权的政府部门，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行政手段调控向市场经济手段的转变。积累成熟经验，在“十三五”期间成立能源部，实现权责法定，职责分明，政监分离，形成小政府、大监管格局，真正实现能源革命。二是对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进行深刻结构性改革，组建区域集团公司。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机构臃肿、捉襟见肘，效益差、利润低、成本高，负债严重，亏损严重，而且都在北京，一个行业多个垂直管理部门，不优化、不集约，浪费和制约生产力有序发展，必须打破垄断，进行市场化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和变革。对石油、天然气、电网、电厂等大型能源国有企业，下大力气按行业进行重新改组拆分；对网络管线行业推进发、输、配、售分离，实现整个能源行业的生机勃勃的重振和创新格局，借鉴解放军战区建制模式，优化规模结构和公司编制，按照东、西、南、北、中设置区域集团公司。如电厂管理，现有5家垂直管理的全国性公司，总部都在北京，各省设分支管理机构，各电厂还有管理机关，资源严重浪费，上下沟通不畅，效率低下。改为区域集团公司，一可以较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二可以实现有序竞争的环境，三可以精简机构、做到上下通畅，大规模的减少成本，减少人力、财力和资源的浪费，建立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二、抓住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战略机遇，创新制定能源基本法。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任何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能源立法刻不容缓。应转变能源立法长期滞后的局面，以立法引领改革发展。一是创新立法机制，由全国人大组织成立能源法专门起草小组。能源法是统领能源勘探开发、消费、使用、环保、储存，以及市场、价格、投资、安全和发展的根本大法，能源立法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多学科构成的法律技术工程，如果仅靠一批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能源专家，或不懂能源的法律专家，都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应集中组织一批把握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的精通电、油、煤、气等方面的能源专家与真正的立法专家成立立法小组，吸取西方发达国家能源立法的经验，才能制定一部符合国情的调整各种能源资源法律关系的稳定有序的大法。二是创新立法思路，能源法涵盖各部门法。能源立法不如换一个全新思路，集中立法资源制定一部大能源法，把握能源发展大趋势，增加能源市场、能源价格等重要内容，详细规定能源管理、价格、交易、发展等法律关系，其部门法电力法、煤炭法、石油法等就不用修订或再制定了，整体下调一个法律层次，以国务院条例的立法方式，重新立法，改为调整市场、技术等专门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规，更具操作性。这样，法律体系明了，立法道路就通畅了。
三、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创新编制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是应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发挥中国发展驱动全球乃至地缘经济的潜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能源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作为一个能源大国，至今仍然没有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导致许多决策失误。如对国际经济周期把握不足，为确保能源供给，进口了大量高价油气，油气价格不能与国际油价接轨、备受诟病。应转变靠规划和年复一年政策调整的做法，抓紧编制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一是创新能源战略编制模式。由国家组织一个战略编制小组，吸收能源、经济、军事、交通、科技、外交等方面的专家，发挥各研究机构、智库功能，才能制定一个从全球视野出发的、长远的、符合国情的、可操作的能源发展大战略，发挥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两大资源，拓展西部大开发和国际能源合作空间，深化区域能源交流合作，维护能源安全的重大作用。二是区分战略与规划，不能以规划甚至政策替代战略。战略是现代软实力，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是重大的带全局性和统筹决定全局的谋划，一般需考虑50~100年，必须明确战略的总目标和各阶段的分期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原则；规划是近期5~10年的计划安排，政策是特定时期内的具有强制力的制度安排。
四、抓住新疆“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机遇，优化陆上和海上能源布局。当前，我国能源消费增速放缓，纵观我国能源发展历程和大趋势，应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现状出发，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宏图。在全国能源战略统筹这盘大棋上，从长远看国家能源的整体布局，实现能源在各不同时期不同重点的转变。陆上开发：建设新疆能源大省，巩固边陲。新疆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是我国的能源大省，油气、煤炭储量丰富，煤炭预测储量1.82万亿吨，特别是我国取得巴基斯坦拉瓜尔港的运营权以后，新疆喀什将成为国际商贸、物流、金融中心，成为重要的对外口岸，随着油气管道与铁路、公路的铺设，中东、中非的油气将源源不断的从海湾供给中国。应放缓或收缩内蒙及“三西”等煤炭基地的开发，加大加快新疆的能源建设，大规模开发新疆，以新疆一省煤炭资源满足全国需要，不够的其他基地予以补充，先将蒙西、山西、陕西煤矿适度保护起来，依法保护各方利益，工人转战新疆；待到新疆煤矿殆尽时，再考虑重采“三西”煤矿。内蒙煤炭资源丰富，要稳矿护矿，加快蒙西的煤炭通道建设，为以后的大开发做好因应。开发新疆，投资新疆，建设大新疆，巩固大边疆，实施能源优先发展战略，实行煤、油、气并举，使之成为我国真正能源大基地，推动我国西部经济建设的全面繁荣和发展。海上开发：先南海、东海，后渤海。海上能源利益是我国的核心利益，这次邻国与我国南海之争是民族资源的生存之争，必须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深海石油勘采装备技术，适时加大东海、南海能源资源开发力度，东海、南海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海，应举全民族之力誓死悍卫，并大举开发；渤海无争议，应留给子孙后代去开发。
五、抓住国际组织分化、重组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取得国际能源市场主动权。当前，影响能源市场的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能源署（IE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非OPEC产油国组织等，需要大量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至今仍然不是国际能源署的正式成员，在参与能源市场构建和维护方面缺少话语权。应抓住当前国际组织分化、重组、转型的机遇，纵横捭阖，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参与，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把握国际能源市场新秩序的主动权、话语权和掌控权。目前，美国借助国内页岩气、页岩油及海上、陆上石油的丰富资源，能源产业飙升，逼近950万桶/日，成为世界产油大国，由能源输入国变为能源输出国，美国与中东等产油国由合作关系变为竞争关系，油气市场竞争博弈日趋激烈，这正是我们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大好机遇。我国与美国资源禀赋不同，未来油气资源贫乏，能源除煤炭外，油气是我国的资源短板，为了我国未来经济100年的长足发展，必须把握国际油气市场新秩序的主动权、话语权和掌控权，应尽快强势进入，目前我国业已成功拿到铁矿石价格的话语权就是明证。实现这一创新，必须抓紧完成能源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精英管理人才，必须有坚强的具有现代化管理的跨国性公司作为支撑。
六、抓住去产能、去库存机遇，进行大规模的二次能源结构调整。由于我国独特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其他原因，2015年二次能源装机已高达15亿千瓦，比美国总装机容量的10千瓦还高5亿千瓦。其中火电8.8亿千瓦，气电0.66亿千瓦，水电约3.3亿千瓦，核电约2.7亿千瓦，风、太阳能等新能源约1.7亿千瓦，用电负荷率比最高用电负荷高出80%。在当前去产能、去库存、电力相对富裕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是绝好时机，提高优质能源比重是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将以燃煤为主的发电结构转变为以水电、气电为主的结构。一是加大煤炭的清洁利用。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对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要坚决关停；二是审慎发展核电。我国人口密集，内陆发展核电要慎之又慎；三是将气电和水电作为主要方式，改善环境，消除雾霾。我国气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特点是干净、高效、无污染，但我国的燃气机组制造技术较落后，急需引进国外先进大容量机组和发电设备制造技术；四是可再生能源可以适当发展海上风电，海上风力资源充沛，稳定性好，可以就近消纳，应从政策上给予扶持。
七、抓住国际经济复苏乏力、能源市场份额调整的机遇，优化海外能源投资布局。油气矿产规模大，时间长，资金大，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复杂，必须把握能源安全这个重点，进行严谨的质量、价格比较，前瞻性地选择长期油气供应国，遴选有潜力的规模大的油、气富矿，不在于多，而在于准，择机开发。将我国海外油气及油气田投资由动荡区域转向相对安全区域，主要由动乱国家或战乱地区转向中亚、中非、中东及墨西哥湾等和平的地区，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安全奠定强大保障，再不能火中取栗。
八、抓住国际油气价格低廉的市场机遇，创新油气储备方式，千方百计大量进口油气资源。当前，世界能源处于供过于求、价格波动的调整时期，在资源国争相竞争市场的情况下，供应中断的威胁退居次要地位。虽然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65%，天然气达36%，能源资源贫乏，多煤少气乏油，但只要能充分利用和开拓国际能源市场，能源安全完全可以保障。应转变过去“立足国内”的能源安全观，改变“能源对外依存度越高越不安全”的绝对观念，树立把握世界能源市场的新能源安全理念。充分利用和开拓已经变化了的国际能源市场，增加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一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老矿井加设科技栅栏储存油气的方式，下大气力进行储存设备创新，千方百计地大量进口油气资源，实现我国油、气供给由主要立足国内转向主要开拓国际市场；二是放慢油气开采步伐，战略性地对国内石油、天然气矿井适当封存，为子孙后代留下能源福祉。
九、抓住全球能源格局和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机遇，成立能源管理学院和能源大学，培养能源人才。能源改革发展，急需一批高素质的战略型的精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应转变传统分散培养的方式，整合力量，综合培养、集约发展。一是抓紧成立能源管理学院。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设立能源学新学科，为满足能源管理的急需，可先成立能源战略研究生院，培养一批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能源发展战略的有预测性的综合性的人才，以把控国际能源产业复杂动荡的局面；二是在条件成熟时，将分散的电力大学、石油大学等整合为综合性能源大学，培养战略性、技术性的高精尖型的专门人才，应对各种挑战，促进能源管理的现代化，扭转长期以来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
十、抓住世界新兴科技高速发展期的机遇，成立能源科技研究园。能源产业规模大，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结构调整难度大，科技创新是最大的突破和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更为繁重，应由一般性科技研究转向能源基础学科研究和有重点的高精科技研究发明。鉴于目前能源产业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开展基础性、引领性的战略工程研究，把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的高新科技研究作为重点，抓紧研究新能源的高端科技，实现包括大容量储能设施以及海洋能、核能、太阳能、海上风能等重大的技术突破，从能源结构入手，研究电网技术，燃气轮机设备技术、管道技术、低碳技术，研究解决严重的雾霾技术和改善气候等重大问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基础。（原载2016年第37期《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
